前面讲历史理论，这里来讲史学理论。

首先，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特点，我想强调一点，它是和中国史学批评密切联系的，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是在史学批评的过程中不断形成起来、发展起来、成熟起来的。我曾经没有把握地跟研究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朋友交换意见。我问他们，从文学史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没有直接的联系？我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就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讨论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问题，一定要关注史学批评。

什么是史学批评呢？就是史学评论，就是人们对史学家、历史著作、史学现象、历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以及史书编撰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的认识和讨论。比如，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这就是史学批评，是评论史家。《左传》评论《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是对《春秋》这部史书的特点进行概括和评论。班氏父子评论《史记》以后，史学批评就更多了。在这些评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其中的理论性认识，所以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史学批评当中形成、发展、升华起来的。

其次，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势。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它的产生时期，即先秦、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从史学意识发展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史学意识怎么理解呢？比如，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时代变了，历史著作也发生了变化。孟子指出了史著的产生是同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相联系的，这就是一种史学意识。孟子还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指出了《春秋》的社会功用。到司马谈和司马迁的时候，就不只这样了。他们说，从周公到孔子五百年，从孔子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其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涌现了很多明主贤君，作为太史令，有责任把它记述下来，司马迁后来和壶遂有一段对话。壶遂说，你怎么可以和孔子相比呢？司马迁谦虚地回答说，我怎么敢比肩孔子呢？我只是效仿孔子，整齐故事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品读《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就可以看出来，司马迁的本意就是要“继《春秋》”。这种“继《春秋》”的旨趣，就是一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它以发展史学为目的，而不像孟子那样只是就具体的事情来讨论。到了班固父子，他们也要发展司马迁的史学，虽然有些地方不如司马迁，可是这种史学发展的意识值得肯定。所以，司马迁奠定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是这一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标志。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提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代表性人物和标志性著作就是唐朝的刘知幾和他的《史通》。《史通》全书五十二篇，传世四十九篇，佚失三篇，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它对以往的史学进行了总结性的批评，改变了单就史学的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批评的局面。这部书很重要，学习历史专业的同学，都应该好好读一读《史通》。读文学专业的同学，如果不读《文心雕龙》，那是一大遗憾。《史通》在历史学领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研究史学的人要把《史通》置于座右。老一辈史学家如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杨翼骧等都写过关于《史通》的长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我读《史通》时做了一个笔记，叫《史通瑕疵》，意在指出《史通》中存在的问题，我本来想每篇写一个札记，后来因为其他工作没有做完，只写了十几篇。其中有几篇经白寿彝先生审阅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上。我曾要求我的两个硕士生编一本《史通词典》，但这个词典后来没有印出来，草稿还在。

第三个阶段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时期，即五代宋元时期。两宋时期学人理论思维发达，所以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高，在史学思想领域里的成就也高。这和理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和史学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也有很多，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撰述《新唐书纠谬》的吴缜。《新唐书纠谬》专挑《新唐书》的毛病，他还写过一本《五代史纂误》。吴缜为什么写这两部书呢？有人说，当初欧阳修组织编修《新唐书》的时候，吴缜曾毛遂自荐，却被欧阳修拒绝了，吴缜心里有怨气。过了若干年，吴缜变得更加有学问，也做了官，这时《新唐书》修成了，于是吴缜就专门挑《新唐书》的谬误。《新唐书纠谬》将他认为的《新唐书》谬误之处分为二十类，每类都举了一些例证，那是很扎实的一部书啊！后人对这部书评价不一，著名学者钱大昕批评吴缜的人品不好，说他因为当初没能参加修纂《新唐书》就专挑别人的毛病，器量狭窄。另一名家章学诚则不然，他说吴缜很不错，能够这样严谨、这样有勇气地批评一个名家的著作，值得肯定。钱大昕、章学诚都是乾嘉时期的重要史学家，两个人对吴缜的评价差别这么大，值得深思。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史学批评见解，这个见解虽然文字不多，但在某种意义上比刘知幾所论“史才三长”又进了一步。他说，撰写历史著作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事实。撰述历史必须要尊重事实。他对事实有一个定义：“有是事而如是书，方为事实。”大意是说，有这个事情就按照这个事情的本来面目写下来，这才叫事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曾讨论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个讨论是从外国人那里来的，不是从吴缜那里来的。如果我们沿着吴缜这条路来讨论，探讨吴缜哪些地方说得对，哪些地方说的不够，再借鉴外国人的某些看法，对这一问题加以丰富，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这是题外话。第二是褒贬。褒贬就是评价，对所记载事实的评价。褒贬这个术语在中国古代一直沿用了下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第三是文采。历史撰述必须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孔子、孟子都强调这一点。吴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三者关系的认识。他说，如果有事实而无褒贬、无文采，“犹不失为史之义”，说明虽然缺少褒贬，文采又比较差，但毕竟还是在撰述历史。如果说事实写得不对，又凭空褒贬，虽然文采很好，也是违背历史撰述之义。我们全面地来看吴缜的这几句话，可以得到很大启发，因为这几句话到今天还适用。历史撰述首先要尊重事实，然后是对历史的深刻见解和评论，再加上很好的文采，就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书。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你首先要把事实写出来，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史学家。所以，吴缜这个理论很有价值，很值得我们继续探讨。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南宋的高似孙，他的著作有《史略》和《子略》。我们说史学批评现象早已有之，但是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出现比较晚，《史略》具有鲜明的、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值得重视。如其卷一有“诸儒史议”，列举前人对《史记》的评论。卷二简述前人对《汉书》以至《五代史》的评论等，都反映出这种意识。南宋还有一部私家目录书，就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在这部目录书里首次出现了“史评”这个分类。史评就是史学评论，这个分类很重要。《史略》具有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郡斋读书志》出现了“史评”的分类，说明这个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这里，我希望大家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史论，一个是史评。史论是评论历史，史评是评论史学。我的根据就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评》。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概念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概念对应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宋人在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很多，所以我们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时期。

第四个阶段就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时期，即明清时期。终结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概括说来，就是批判、总结和嬗变。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很多，晚明的王世贞是其中一位。已故的顾诚教授曾写过名为《王世贞的史学》的文章，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也写过一本专著叫《王世贞的史学》。王世贞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见解很多，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国史、家史、野史这三个类型的史书进行了辩证的评价。他说，国史的优点在于所掌握的资料比较全面、比较丰富，在史料保存上值得重视，但由于它代表朝廷的意志，所以那些史官在历史评价上就有可能偏颇妄为，失之于“人恣而蔽真”。家史的缺点是记载家族历史时对祖辈业绩有所夸大虚美，失之于“人谀而溢真”，但其所记载的先人职位、奖赏等比较确实，值得参考。野史的好处是不受朝廷的约束，在史学评论思想上比较放得开，但它的缺点是作者掌握的资料有限，他可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来下结论，失之于“人臆而失真”。王世贞对国史、家史、野史的是非得失，说得一清二楚，他的见解到现在还值得我们借鉴。这一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总结和嬗变。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的史学是带有总结性的，特别是对正史撰述的得失进行了总结，顾炎武和他的《日知录》对以往史学也有很多总结性的评论。那么，史学理论的变化反映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反映在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章学诚擅长思辨的思维形式，这种思考问题、阐述问题的方式与西方学者类似，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些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看法，或者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看法。比如，“六经皆史”，这个说法虽然不始于章学诚，但他非常明确地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这样就把史学的范围拓宽了，使人们用一种平常的心态去判断六经，而不再把六经看作高不可攀的圣物。《文史通义·原道》反映了章学诚在历史理论方面的基本见解，其中对天人关系、古今关系特别是天人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已经和近代以来的思想很接近了。再有，龚自珍关于史学的一些见解，也值得重视，而他正是站在近代门槛上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