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和发展大势，注意这里讲的是历史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多种存在形式。它主要有哪几种形式呢？

第一种存在形式是论赞。许多历史著作在卷末或篇尾都有后论，比如，《史记》后面有“太史公曰”，《汉书》后面有“史臣曰”，《资治通鉴》在适当的地方有“臣光曰”。这个形式，往前可追溯至《左传》的“君子曰”，“君子曰”可能就是最早的史论形式。这些在史著篇后或篇中的“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臣光曰”等，就是史官和史家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中，有的只是一个具体评论，有的就带有理论的性质。

第二种存在形式就是史论专篇、专文。贾谊的《过秦论》，就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史论。它不仅仅讲了秦朝为什么灭亡、汉朝为什么兴起，还讲到历史发展的形势和变化，讲“攻守异势”，贾谊总结得非常深刻。还有一篇著名的史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分析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也就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秦朝就有辩论，秦以后还不断有所争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封建制是周代宗法制度下的要求，秦朝统一后，历史形势发生了变化，实行郡县制才是进步的。他以汉唐为例，指出汉代发动叛乱的势力，主要就是封国。而唐代的藩镇实际上相当于封国，结果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他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史论。这种专篇形式的史论代有其人，有丰富的积累。这些史论都涉及历史理论问题。

第三种存在形式就是史论专书。比如，唐初虞世南写的《帝王略论》，“略”是“事略”，简述每个帝王的事迹，然后就是评论。评论使用“公子曰”和“先生曰”问对的形式。据我考订，这个“公子”就是李世民，当时他是秦王。公子提出问题，虞世南作为先生进行回答。全书都是在评论唐以前的历代君主，还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所以比较的方法在中国史学上很早就用了。再如，宋人范祖禹写的《唐鉴》也是很著名的一本史论。范祖禹在世时就被人称为“唐鉴公”，主要是因为他的《唐鉴》有广泛的影响。同时代还有孙甫的《唐史论断》。此书本来是《唐春秋》里面的“论”，《唐春秋》所记唐史的原文已经丢失了，但是“论”保留了下来，这说明它的“论”很重要。朱熹很重视这两本书，他曾经评论说，范祖禹《唐鉴》的史论比较好懂，但没有孙甫《唐史论断》的史论那样深刻。以专书形式存在的史论，最有名的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我认为，《读通鉴论》实际上评论了王夫之以前甚至包括他所在明朝的全部历史，并不限于《资治通鉴》所记史事的范围。最近，我让一个博士生以《读通鉴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说，虽然这是一部书，但是很难做，为什么呢？因为王夫之评论了他那个时代以前的全部中国历史，要研究这部书就必须了解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把这本书读通、读透，那么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理论问题会有很大的进展。我曾经设想，《读通鉴论》大约有九百条，如果有心人能把这九百条按照问题加以分类，分成十二类、二十类，每一类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对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有更加明确的认识了。

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人用西方近代的历史著作去评论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说西方历史理论这么发达，中国古代哪儿有啊？这样比较是不对的，怎么能用西方近代的思想和著作去要求、衡量中国古代的思想和著作呢？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历史地看待历史》，批评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讨论问题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加以讨论，这才是合理的方法，否则怎么能讨论呢？

第二个特点，是史家对于有关历史问题探讨的连续性。

这是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如，自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历代史家一直都在深入地探讨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君主论也是历代史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都知道意大利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世界名著，那么中国古代有这么多君主和关于君主的丰富认识，中国学者是不是也应该探讨一下中国的君主论呢？其实，关于君主和为君之道，从先秦就开始讨论了。唐太宗写过《帝范》，就是回答一个帝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就是一本关于帝王论的专书。直到明末清初，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中国古代的帝王论可以说达到了高峰。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这一问题的言论和理论思考，如果我们能把中国古代帝王的作为、言论、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进行分类，加以提炼，结合前人的评论，写成中国古代的帝王论，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是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对今天有所借鉴。但是，中国史学界太热衷于写帝王传记，对于帝王的理论研究非常不够，结果出了不少帝王传记，却很少有人写帝王论，这是一个遗憾。

对那些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连续性的探索，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没有中断，所以史家有可能连续地探讨这些问题。经过不断的探讨，中国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

第三个特点，是“未尝离事而言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把事实和理论间接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史学的特点。我们不能说西方学者的那种思辨式理论是理论，中国史家把理论和事实放在一起来讨论就不是理论。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文字表述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不能说人家那个是理论，我们这个就不是理论。所以章学诚总结出的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不离开事实而讲道理，人们更容易理解，更切合实际。西方史学理论的优点是思辨的能力很强，这种思辨可以让人们的思想变得很深刻。那么，中国史学理论的优点是和社会、和历史、和事实、和具体的事物相结合，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所接受。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美人之美，美己之美”，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应该很好地总结中国的史学遗产，看看这些遗产里到底有什么宝贵的东西。

下面我概括地讲一讲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大势。按我的肤浅认识，从先秦到1840年前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它产生和形成时期，即先秦、秦汉时期。

这个时期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和代表性人物，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当然，它产生始于先秦，《左传》《国语》《战国策》和诸子书，都涉及历史理论问题。《韩非子·五蠹》里还谈到“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状况，这近乎历史分期的思想。屈原的《天问》，受到中国文学史的重视，其实它和历史上的问题非常密切，屈原所提出的问题太多了，其中就包括历史是怎么产生的，国家是怎么产生的等问题。这些都是历史理论产生时期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要求。“天人之际”讲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古今之变”是要探讨社会历史未来的方向，司马迁最后用《史记》的“一家之言”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史记》第一次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很了不起。本纪主要记载历代帝王，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汉武帝。世家和列传记载的是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通观《史记》，表明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司马迁写七十列传时有这么两句话：“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是他的撰述宗旨。“扶义倜傥”是说扶持正义而又风流潇洒。“不令己失时”是说不让自己错失历史的机遇。历史在选择人，人也在选择历史机会，我们常说，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然后，“立功名于天下”，这是多大的气魄！中国史学在公元前就有这样的著作，中国史家在公元前就有这样的言论。司马迁还在很多地方谈到了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他说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为了利益而忙碌，这不是下诏书和发号施令就能够做到的，这是自然之验。在这里，司马迁已经隐隐约约地有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萌芽，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观点直接加给司马迁。但一些古代思想家、史学家有这样天才的猜想，有这种萌芽的认识，是完全可能的。司马迁观察历史的方法是见盛观衰。见盛观衰就是一种辩证思想，认为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变化。司马迁在理论上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形成时期的代表性人物。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和兴盛时期，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唐代的柳宗元和杜佑。柳宗元是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多年来很少有人研究他和史学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我写了一篇文章，曾经想要标新立异，题目就叫《作为史学家的柳宗元》。后来我一想，还是平实一点为好，于是改题为《柳宗元史论的历史价值》，发表在《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柳宗元的史论，包括《封建论》《天诰》《贞符》《非国语》等，还有《天对》，以回答1000年前屈原提出的《天问》。可见，不经过1000年的历史发展，人们的认识得不到极大地提高，是写不出《天对》的。它的形式是屈原“问”一句，柳宗元“对”一句。在这个问对中就有许多精辟的论断，也包含着一些天才的猜想，其中也包括国家的起源问题。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思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柳河东集》。再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杜佑，他的代表性著作是《通典》二百卷。杜佑的史论，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其重要表现就是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经济与政治地位、夷夏之辨和民族关系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通典》分为九门，第一次把食货放在九门之首。《食货》就是经济，将经济置于各门之首，继承了管子以来的“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这是了不起的。他对地理环境和民族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一个论点：“古之中华，犹如今之夷狄。”意思就是说，古代中华和夷狄一样，那么为什么中华进步了，夷狄没有进步呢？因为夷狄都处在边远地区，地理条件不好，所以就难以产生圣人。没有圣人，就没有人来进行改革，他们的卑风陋俗就一直维系到今天。而中华处在中原地区，自然条件好，文化水平发展高，不断出现圣人，不断进行改革，所以就发展起来了、进步了。他说不应当对夷狄那么蔑视，他的这些思想就显得尤其可贵，在当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当然，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这样的著作，比如，《隋书》的史论、《后汉书》的史论等，都有很多深刻的理论见解。

第三个阶段是繁荣和嬗变时期，即五代到明清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非常多，比如，司马光、范祖禹、郑樵、马端临、李贽、王夫之等。我只能举三四个人为例简略地说一下。在司马迁之后，郑樵发挥了“通古今之变”的概念，提出了“会通”的概念。会通首先要求通，既包括横通，又包括纵通。集中反映郑樵会通思想的是《通志·二十略》，从“通古今之变”发展到“会通”思想是一个新的飞跃。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郑樵由于坚持会通思想而把断代为史贬低了，他说班固的《汉书》断代为史，简直是一个罪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王朝的更迭，断代为史符合中国历史的特点，不能因为强调会通，就否定断代为史。作为第一部断代皇朝史，《汉书》的成就是非常高的。再就是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提出一个见解，认为历史发展有相因之处。比如，历代典章制度是相因的，前后有继承关系。汉承秦制，唐制也有很多承自隋制，而隋朝很多制度又来自北周。这个说法是大致成立的。他还说“治乱盛衰不相因者也”，一个朝代的兴亡和另一个朝代的兴亡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朝代兴亡的具体原因是不一样的。比如，刘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刘秀击败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建立东汉王朝。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建立唐朝，其中的原因和具体方式都不一样。所以，马端临说“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但是从唯物史观来看，治乱兴衰在“不相因”当中，有它的规律性。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历代王朝的治乱盛衰有何规律可循，不相因在什么地方，相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到底能从中总结出什么？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和标志性著作，还有王夫之及其《读通鉴论》和黄宗羲及其《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总结性成果，其四篇叙论更是点晴之笔。《明夷待访录》以犀利的笔锋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开早期启蒙思想之先声，显示出“嬗变”的性质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