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讲主题以前，先简短地讲一点历史。从2011年上溯50年，就是1961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确定编写一套高校教材。我们现用的部分教材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下来编写、出版的，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等。在那次会议之后，全国开始招收史学史的研究生，包括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方面的，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开始进入新阶段。今天我讲的题目当然和史学史专业有更直接的关系，但是我想这些内容和我们历史学科里面的其他专业也有关系。作为国家行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已经历50年了，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是我们学科建设当中很重要的时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是很有名的，老一辈学者张舜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贡献。像这样的一些学科，我想都是受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那么，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史学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进步呢？50年来我们当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今天主要想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题目就叫“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

25年前即1986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参加过一个会议，叫“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研究会”，主题是继承与创新。在这次会议上，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史学虽然历史悠久，但是没有理论，只有记述的史学，像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都是记述历史，没有理论。当时在中年学者和青年学者对话的时候，人们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一年，章开沅校长六十岁，他是被邀请的中年学者之一。他自己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勉强算一个中年吧！”当时我与庞卓恒、冯天瑜、包遵信作为中年学者，很荣幸地被青年学者邀请为特邀代表，我们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对话的时候，章开沅开玩笑说：“你们七八十个人和我们四五个人对话，这不是“围攻”吗？好像影响不太好啊！”有的朋友知道我是学史学史的，就向我提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观点不对，中国史学这么丰富、历史这么悠久、著作这么多，怎么会没有理论呢？但是理论在哪里？我说我现在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作为史学史研究工作者，研究得不够。但是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是会把中国史学的理论梳理出来的。这是1986年我在那次会议上说的，25年过去了，今天我来作这个题目的演讲，内心很激动，因为我这次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是来向华中师范大学、向我们的同行、向我们的同学汇报这25年来我所做的工作，但是我这个工作也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的题目是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同学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我在25年后交出的一份初步的“答卷”。这25年来我做了什么工作呢？我现在能够讲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我写了一本小书——《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书是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许多同学可能都读过。第二，是我出了一本论文集《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第三，是参与了《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编撰工作，我和龚书铎教授共同主编的，这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六百万字。资料都是从中国古代的有关典籍里梳理、编辑的，上卷是《历史理论》，中卷是《史学理论》，下卷是《史学史》。对于有关《历史理论》的内容，分了十二个类别；《史学理论》分了四个大的类别，近二十个小的类别；《史学史》共分了三十六个类别。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能够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作这样的分类，是第一次。这个书虽然是个资料书，但是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史学有很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第四，是我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今年可能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上四件事情，都和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说，这是我经过25年交出的一份初步的答卷。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我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有的只是开了个头，比如，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当我开始发表这一系列文章的时候，有的青年朋友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我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现在看来，中国史学批评领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了。

以上我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以及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学术背景。下面我们就进入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