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合目前的学术界的情况和高等学校、我们这个学科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同学们在学习、研究过程中会碰到的一些问题，这样一些现实状况，来讲这么一个题目：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和老师们、同学们做学术交流。

这个问题我考虑得不是很多。我不讲嘛，吴春梅主任跟我说，同学们还希望我讲一讲，我也就遵命，给大家讲一讲，就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思考得还不是很深。有些问题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共同探讨。

按说，“问题意识”最近几年提得比较多。我注意到中国两院院士，他们前几年比较多地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研究者要有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我早有察觉，但是作为问题意识还是这几年才把它提出来的。我曾经是某一高校的兼职教授，前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去了之后和他们青年教师座谈，希望他们有些问题。第一年，没有问题，我说希望我下一次来，大家能够有些问题。我第二年去，仍然没有问题。我又等了一年，第三年呢，还是没有问题，我感到不解和困惑，记得我讲了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想象，我们教师是在一个没有问题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生活！”没有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科研上没有什么追求，在教学上也没有追求。要是有追求，一定会提出问题。后来我看到两院院士们谈问题意识的问题，说明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了。我就想到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探讨。我想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今天能够讲这个主题还是有一些思想基础的。

学术创新更是一个老问题。我们现在有个说法，叫作创新型社会，创新的理念应该很强，很突出。那么怎么创新？我们的博士论文有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三个点都很清楚，现在有的博士论文登记表，上面要填创新点之一、创新点之二、创新点之三。其实，有一个创新点就不容易了。

第一个问题，我讲讲什么叫作问题意识，我没有去查文献，也没有去网上搜索这个概念，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一个很规范的定义。按我的理解，问题意识就是具有自觉地发现和提出问题的思想准备和实际能力。这里面有好几个关键词，每一个都不能省略：自觉、发现、提出、问题、思想准备、实际能力。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什么叫问题意识。这个概念是不是很准确、很全面、很恰当呢，大家还可以讨论。

那么什么是问题呢？简单地说，问题就是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个话很简单，但是我们要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讲，不能发现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就不能发现问题。那么这个联系，它有多种表现形式：互相矛盾的，或者说互相抵触的，这是一种联系；互相补充的，互补的，也是一种联系；近似的，这两件事物相近似，也是一种联系，等等。总之，我们要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我们发现了问题。如果不能发现事物之间有某种联系，我们就很难发现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我讲了“问题意识”这个概念，其次我讲了“问题”这个概念。

第二个问题，我们从哪里获得问题？从哪里获得问题，我想结合我自己的感受来谈谈。

首先，应当是从阅读中获得。读书，昨天我在新校区就讲怎么读书这个问题。读书，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获得问题的途径。而这个问题的获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前人的启发。在读书的过程中，读到前人对我们的启发就容易产生问题。有的同学是不是读过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廿二史札记》中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我现在举个例子，比如，“汉初布衣将相”。说汉初的一些大将也好，相国也好，出身都是很平凡的，是布衣出身，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没有充分展开。近些年我们研究秦汉史的学者，有的人读了之后就专门写了很长的文章《论汉初布衣将相》，说汉初的布衣将相何以开创汉朝。类似这种从读书中获得问题的例子很多。

其次，从资料积累中获得问题。我们现在不大积累资料，因为我们现在更多时间是在上网。资料积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资料作长编，按照年代顺序、时代发展顺序排列之后，看彼此之间有何种联系。在做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联系就发现了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要进行分类的，要进行横向的分类，如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大领域的分类。还有在更小的范围内分类。在这种分类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问题。在资料积累的过程中获得问题，要注意，它是经过思考和比较才能获得的。

再次，从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中获得问题。这很重要啊，我们历史学也不是说发思古之幽情，只会叙述过去。历史学绝对不是这样的。历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而又现实的学问。我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外国史学史我不敢说得很斩钉截铁，但是也大同小异吧。从中国史学来看，没有离开现实的历史学。人们研究历史，都是为了关注现实，都是为了观察未来。史学上存在着直书和曲笔的矛盾与斗争。一个界限即是否尊重历史事实，是否有意在曲解历史，这是一个试金石。在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当中获得问题，对于研究主体来说应该注意什么呢？是要使主体具有关注现实的素养，史学工作者要养成关注现实的习惯，进而形成一种素养。没有这种素养，就很难把理论或者把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就很难发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说更大更宽的事情，我们就说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如果不关注现实，历史学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也说不清楚，也很难使研究著作具有现实意义。刚才政治学院的张崇旺老师送我一本书，书名是《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经济》，这个选题有现实意义，特别对我们安徽地区，虽然说的是明清时期，但是对我们有现实意义。看起来是讲历史，但是对人们的启发是现实的。这个问题意识很不错，很有现实意义。这是历史学的价值体现之一。

最后，从史学和社会的关系中去获得问题。我们学历史学，有两组概念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历史和现实，就是过去和现在，另外一组概念就是史学和社会。不要把它说成历史和社会、史学和现实。从这个关系去思考，去获得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明确认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给人以启发，给人以经验教训。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思考呢？

20世纪70年代末，我读《隋书》的时候，想到《隋书》是唐初人写的，唐人以为隋的灭亡“大较与秦相类”，这就使我注意到把隋和秦进行比较，由此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一是《论〈隋书〉的史论》。在不同的历史情形下，统治集团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来获得有益的启示，获得问题。

那么我刚才讲了史学和社会的关系，史学和社会发展当中有什么联系。刚才我讲到历史环境变了，最高集团应当改变自己的策略。《周易》里面讲：“通其变使民不倦。”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使民众不感到疲倦，而感到安居乐业。

历史和现实是有联系的。今天的现实也会成为历史，昨天的历史在那个时候也是现实。所以，历史和现实是有联系的。那么，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怎么去发现问题呢？这要求我们关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我们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不承认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规律，但不能简单比附。

这里我想讲一个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问题。“211”二期工程中，我主持一个项目“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规律。我们讲到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时候有两种现象，一种是总在打仗，还有一种现象，我们以往接触得不够，就是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民族关系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我可以举一两个突出的例子。比如说，金与南宋打仗打得很厉害，但是金朝在和南宋打仗的同时，大量引进中原文化，翻译汉文经典，学习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考试的题目从五经出题。金世宗本人说：我采取这些措施，是要让女真人都懂得仁义道德。但是我们从表面上看是在打仗，深层次是历史文化认同。再如满族统治者建立了清王朝，我们现在看看康熙、乾隆，他们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历史上许许多多中原的汉族统治者。清朝非常注重民族政策，所以重要的文书用几种文字书写。什么意思呢？认同。我们再看康熙、乾隆祭炎帝陵、祭黄帝陵的祭文，讲政统。实际上就是历史认同。也讲道统，道统就是思想传统，是文化认同。我们过去注意到民族之间的矛盾，没有注意到民族之间的认同。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认同使我们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凝聚起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既是在说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同时也是在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正是因为不断有历史文化认同，所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不断发展。

第三个问题，哪些问题具有创新的意义？我多次讲到，这是一个很难讲得清楚、讲得透彻的问题。我姑且结合自己的感受讲几种情况，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种情况是前人未曾提到过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我想结合我自己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又回来再做研究。当时我已经四十岁了。我的专业是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从哪里研究起呢？经过一年多的思考、调查，最后决定研究唐代史学。为什么研究唐代史学？我在做学术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唐代的史学以往研究得很少，关于刘知幾有几篇文章，关于杜佑有几篇文章，其他文章就很少了。可是唐代有近300年历史，唐代是一个盛大的时代，那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时代，唐代的散文，唐代的诗歌，难道唐代的史学就只有刘知幾和杜佑吗？当然不是。我心里想，这基本上是一片“荒地”，我可以去拓荒啊。四十岁是一个什么概念？“不惑之年”啊！我们现在来看，举目望去，四十岁的博导为数较多，三十岁的博导也不少。人生是四十而不惑，我当时不仅有惑，学术上更是大惑不解。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研究唐代史学，下定决心，破釜沉舟。破釜沉舟是什么意思？就是下定决心，不留退路。没有时间改变，义无反顾。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前人不曾提到过的且当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唐代史学论稿》的自序，我在自序里写了这些心里话。

第二种情况是前人提到过但论说不够全面、不够深刻，进而我们可以提出新的研究，并提出新的见解。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看作创新。

举个例子，杜佑这个唐代大史学家写的《通典》，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成书，是我国第一部制度史书。他在这里面提到很多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提到，人们都说，夷狄很野蛮而中华很文明。他说这观点不对，他说古时候中华和夷狄一样落后，一样野蛮，原话是“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那么后来为什么不同呢？因为中华是华夏族，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比较好，因此不断产生一些圣人，圣人出来后不断改革遗风陋俗。而夷狄都处在边远地区，地理条件差，难得出圣人，所以他的陋习保存到今天。这个观点听起来不大对，但是它有对的地方，就是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发展有极大关系。在他那个时代，杜佑这样来解释民族之间的发展和差别，是很了不起的见解。这是杜佑的创见，但是他没有展开来说。我读到这段话很兴奋，后来在他的论点的基础上展开来说，就把杜佑的观点发挥开了，一是称赞杜佑的民族观，一是以现在的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的理论来评价历史上的民族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是也有些创新的意义呢？

第三个情况是前人虽然涉及过但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起而为之纠正，这应该也是创见。

这种情况相对地说要少一些。因为我们要完全推翻前人的论点是不容易的。再说在我们之前也有人推翻过了。我这里举两个不是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我刚才反复讲到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幾，他的《史通》这部书很了不起，是第一部成体系的史学批评著作，产生在710年，8世纪初。刘知幾这个书是很高明的，但是也有不高明的地方，比如说，刘知幾批评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陈涉世家》，因陈涉没有后人，无世可传，世家是写诸侯的，陈涉也不是诸侯，不应该入世家，他就没有司马迁的见解高明。司马迁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设《陈涉世家》的呢？他是从陈涉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来评价的。孔子也不是诸侯，何以有《孔子世家》呢？他认为孔子建立了儒家学派，影响很大，陈涉的历史地位也很高啊，高在什么地方呢？秦朝末年，风起云涌，陈涉所封的那些官员最后把秦灭掉了。所以陈涉的地位是很高的。而刘知幾制定了严格的体裁和体例，世家就得有世可传，凡无世可传就不当列入世家。所以我当时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我说刘知幾要“剪裁历史以符合他的体裁和体例，而不是以体裁和体例更好地反映历史”。而司马迁是让自己的书来恰当地反映历史。当然我不是要否定《史通》，而是指出刘知幾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我想这个是不是带有创新的意义呢？

第四种情况是发现新材料用来重新论证旧有的问题。我在研究唐代史学的过程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虞世南与《帝王略论》的关系。唐初的虞世南是“秦王十八学士之一”。唐太宗称他有“五绝”。虞世南写过一本书叫《帝王略论》，略述历代帝王的事迹，然后有论。这个论，是用对话的形式，是问答体。这部书已经失传了，但是敦煌卷子里有残卷两卷半，在日本东洋文库中有唐抄本一卷半，共四卷。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古籍叙录》认为这书不是虞世南写的，以为是村塾先生的作品，因为文字很通俗，他想：虞世南怎么会写出这么通俗的东西来呢？

我在研究这本书的时候，仍然把他看作虞世南的著作。但是王先生是著名学者，你没有证据怎么能说他不对呢？后来读《史通》，发现刘知幾有一条自注——刘知幾有时自己作注释——提及虞世南的《帝王论》，没有“略”字，实际上是一本书。刘知幾距唐初不远，他的话是可信的。当然，我还以虞世南与唐太宗在作秦王的时候讨论历史问题的一些文字作为旁证，进一步断定这本书是秦王与虞世南讨论问题的讲稿或记录。因此我不仅把这本书定为虞世南的著作，并且定位为“中国古代帝王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给予较高的评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很多君主，但是一直到现在，中国没有人写《帝王论》。我们知道，在西方，5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写了《君主论》，这说明中国史学界在理论概括上、理论研究上有很多工作要做。按说中国人最有资格去写《君主论》，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帝王，他们在位有什么作为、经验、教训、智慧，个案研究非常丰富，但是理论概括更能使人们从历史发展上去看待“帝王现象”的全貌和本质。

第五种情况是采用概念、范畴和问题相互配合，有系统地阐述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面貌，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新方法是很有意思但也很麻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有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等。现在，有学者关注后现代思潮，也被视为解释历史的方法。从我们平常所接触到的，常用的史学方法有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还有比较的方法。现在我们把很多方法归结为解释学的方法。我个人有个体会，用我们今天的理论和认识水平去解说前人的成就，不是把我们的看法强加给前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解释学。我有一本小书受到一些同行称赞，这本书叫《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原来是在《文史知识》上连载，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后，得到一些青年同行的欢迎，说是我的书“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本书是讲史学批评的，在此以前没人系统地讲史学批评。同时，我在书中提到一些范畴、概念，所以能给人启发。个案研究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理论著作因有思想指导的作用，做得好也能给人启发，因此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第六种情况是有分量的商榷文章，虽然不能推翻旧说但却提出一种新说，这种商榷文章应该也是有创见的。

1964年白寿彝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引起很大反响。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要求在高校开设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课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年年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其中提到这么几个问题：“精华与糟粕”“规律与成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新见，至今仍被看作很重要的文章。

可见，商榷文章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推动学术发展、百家争鸣的形式。好的商榷文章同样具有创新的价值。

我们归纳以上六种情况，其中大多是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作为举例说明的，我是真心和同学们作心灵的沟通，因此不避“自夸”之嫌才这么做的。

第四个问题，我想简单地说说，怎样看待创新。

一般说来，创新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创新离不开继承、离不开借鉴，而且我们的创新又会被新的创新代替，要建立这样一个创新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不能为了突出自己的创新，而不愿讲继承，不愿承认前人对自己的启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要建立这个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合乎规律的，不能突出自己而否认这个规律的存在。所以我们提倡：要谨慎地、有分寸地来对待自己的创新。越是这样，别人越认同。在学术研究中，这个分寸感非常重要，分寸感也就是一个度，这个度要把握得好，不会有损失，反而赢得尊敬。

第五个问题是，学术创新的主、客观条件是什么。

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主观动因。没有问题意识谈不上创新。所以我们把主观动因定位在问题意识，尤其是定位在对于问题的独立思考上。

当然，创新既要有主观条件，也要有客观条件。学术创新需要社会提供宽松的环境。比如，当初我们的学生出国留学的机会少，现在出国机会多，可以出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这就为中外交流创造了条件，眼界开阔了，创新的机会也就更多一些。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这么宽松，所以你们的创新应当多一些，应当丰富一些，同时也应当正确看待这个创新，这是对社会的报答。

今天我讲的几个主要部分就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1] 2006年10月24日，在安徽大学逸夫图书馆第二报告厅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