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成就[1]

引言 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说起

在学术研究中，把握研究对象的内涵的规定性和学术用语的准确性，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史学界讨论理论问题时，对于“史学理论”这一用语的模糊认识，给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这里我首先要说到尹达先生提出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尹达是较早提出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加强研究的史学家。他在阐述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还提出要重视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他指出：

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方面都做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2]

显然，这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它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二是中国史学有重视史学理论的传统。

陈启能研究员写过一篇文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3]，这篇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这里，同样提出了应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区分的论点，即强调把握研究对象之内涵的规定性问题。我很赞成这篇文章，于是写了一篇短文作为呼应。

我写的文章是《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发表在《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史学沙龙”栏目中。

——本文以司马迁和刘知幾为例，说明研究历史同研究史学的区别，并由此得到两点结论。

——本文在强调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的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包容。

1992年，何兆武先生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书的“编者序言”中写道：“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含义大致相当于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当此书在1999年出版时，我感到很兴奋，其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像何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家，也认同了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区分的观点，作为晚辈和后学，自然受到很大的鼓舞。

今天我讲“从司马迁到章学诚”这个题目，同上述学术背景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