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史学工作者在批评中不断得到提高，又帮助别人得到提高。史学批评还是架设在史学家、史学成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一座桥梁。有了这座桥梁，史学同社会得以沟通：史学从社会中得到了养料和动力，社会从史学那里得到了经验和智慧。史学批评是不可缺少的，史学批评应当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参与，从而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

这里，我就史学批评问题讲几点认识，和同行一道探讨。

首先是关于史学批评的对象。史学批评所考察的对象，广义说来，凡一切史学活动及其成果，都在史学批评考察的范围之内。具体说来，凡史家、史书、史学现象、史学思潮、史学发展趋势、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都是史学批评考察的对象。这方面的工作有广阔的天地，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当前在人们的史学观念中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就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史学要关注社会，二是史学要超越社会，三是史学同社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等。这些说法，在深层次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点？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其中，哪种观念更能反映出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本质？又如，对过去的史学如何看？对当今的史学如何看？也是有种种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中史学受到空前的践踏，是史学的劫难；有人说，“那时的史学着实风光一时”。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认为，“史学几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学科”，仍处在“危机”之中。再如，对史学家和史学家的工作如何看待？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有丰富的遗产，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至于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龚自珍、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这些先贤的名著名篇、真知灼见，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近来我们也见到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一切除了被历史证明空无一物外，只是给历史增添了如许之多的不必要的废物”。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魏收《魏书》被人称为“秽史”以后，“中国历史上还曾有一部干净的史书？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又有几部干净的史书”等。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史学家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呢？像这样一些问题以及还有其他许多类似或相近的问题，是不是都值得展开批评和讨论呢？我以为是很必要的，很值得的。

其次是关于怎样开展健康的史学批评。我想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一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里说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指对史学批评的目的和意义的正确把握。史学批评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史学发展，为了这个总的宗旨而开展史学批评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致力于史学批评者的“心术”所在；而在史学批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消极因素，都应在这个总的宗旨之下得以化解。二是对史学批评的功能或作用应有全面的认识。大致说来，它有传播信息的作用、评价成果的作用，切磋学术的作用、揭露不良学风的作用和活跃学术气氛的作用等。这些作用可以共存，而不必也不应互相排斥，因为它们都是史学发展所需要的，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必要。三是要有一个平和的、健康的心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拿书评来说，如白寿彝教授所指出的，既不捧场，也不挑眼，说这书的好处，要确切指出它的优点，而不是一般的捧场。说它的缺点，要确切指出它的不足之处，最好能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而不是挑眼。[12]不捧场，也不挑眼，严谨而不失宽容，宽容而不失原则，这样的书评可能会走向平实、中肯。四是坚持知人论世的方法论。我们常常讲的历史主义原则，用以评论一个史家、一部著作，拿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说，就叫作“知人论世”。关于这一点，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评论前人真正做到了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处，那么评论这个史家和他的著作，一般说来可以得其大体。近年来，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很时兴重评学术史上的一些人物及其著作，其中有些是注重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处的，有些就脱离了知人论世的原则而强调所谓“纯学术”精神，这后一种做法所得到的结论，恐怕就大有商榷的余地了。史学批评的健康开展，是不应当离开历史主义原则的。当然，史学批评的发展，主要还是要有更多的同行的参与，要有这种自觉意识和积极行动，真正认识到这是促进和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这一方面会有更大的作为。

最后是关于史学批评的遗产及其批判继承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从很早的时候起，史学批评就同史学发展结伴而行，并成为史学整体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联系到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和孟子对《春秋》的评论，以及这些评论对后世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理解了。自两汉以下，有刘向《别录》、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刘知幾《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朱子语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卜大有《史学要义》等，直到清乾嘉时期的章学诚、邵晋涵、纪昀、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史学批评的遗产极为丰富。今天，我们对于这些遗产的认识、总结、继承是很不够的，这也影响到当前史学批评的发展。我希望21世纪的中国史学，能够在运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今史学批评的成长方面，有更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