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百年”，是指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总结，无疑是我们面向21世纪中国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我们就无法避免盲目性。当然，20世纪过去还不到一年，我们要对20世纪中国史学做全面的、深刻的总结，目前还不可能做到。但是，对其做粗线条式的总结，或者在重大问题上做初步的判断，还是可能做到的。近五六年来，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已经发表了许多文章，有的是从整体上予以概括的，有的是以专题进行回顾和综述的，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壮丽的一段历程，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终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怎样看待这段历程？怎样从史学思想上估量20世纪中国史学给我们的启示？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我认为，认识20世纪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大势和提出问题。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大势问题，论者已多，不再重复。这里，就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讲一点初步的思考。

（一）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

从中国史学发展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的性质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明乎此，才能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第二个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者完成于20世纪初；后者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广泛传播，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化。20世纪中国史学上出现的历史观，林林总总，各骋其说，观其大势，即在于此。

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第一，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进步，但如同20世纪这样，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世纪的中国史家论史学的进步，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是强调“历史哲学”的。他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2]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李大钊，在1919—1920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突出地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郭沫若、翦伯赞等对此也多有论述。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序文中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3]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并使其达到对于历史的科学认识，必须“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以“正确的哲学”为其指导。换言之，哲学的进步，历史观的进步，必然会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再者，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在1945年论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的进步时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4]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由此可见，这些属于不同的史学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史家，都强调历史观的重要，绝非偶然。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即历史观的进步和变革，反映了史学发展中自身性质的变化。诚如李大钊所说：“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5]这些论述，一则说明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说明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倘若我们以“新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同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相比较，不难发现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样，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同“新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相比较，也会发现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综上，故谓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二）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20世纪中国史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关于这方面的基本面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1900—1980八十年史学书目》和1980年以来历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所提供的史学书目中，可略见其眉目。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杂志上发表的专题文章，对此有概括的综述和具体的评论，都足以说明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不论是整体面貌还是局部领域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深刻变化。那么，其中是否也有需要加以强调的最突出的成就呢？依我的浅见，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400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家，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在历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义，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亦自有差别。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方面，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梁启超认为：“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6]范文澜更深感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7]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一特殊重要性，无疑是其性质所决定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所有专史、断代史、通史和考古研究者的心血共同铸造的。

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祝贺《中国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8]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阐说了中国通史的重要性。要之，从总的估量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

（三）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是很自然的。这里我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应被忽略的，即史学是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乃是史学的基本属性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不论何种思潮，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反侵略、反压迫、爱国自强，是中国史学的时代精神的突出反映。翦伯赞在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说道：

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9]

一般说来，翦伯赞的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精神，大致显示了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历史任务。关于中国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不一一引证。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和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复兴，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同时，不断开拓世界史研究领域，为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加强中外联系提供参考和帮助，也是史学家们的共同目标，并都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一条宝贵经验。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0]这和上引江泽民所讲的那些话，可以看作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的历史任务。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11]史学应关注社会生活、社会公众、历史前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对此，我们似不应有什么误解和迟疑，而是增强史学关注社会的自信。

（四）20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史学是一种事业，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同任何事业一样，它也会经受挫折，会有教训。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经验固然很多，教训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们记取的教训是：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权威。为此，一是不迎合、不随风、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则。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简单化、绝对化等，曾经给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造成损失和危害，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二是要善于识别打着“历史科学”的旗帜，借用“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政治骗术，如“**”期间泛滥横流的“儒法斗争史”。这种以“史学”名义登场的政治，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有严重的欺骗性，而且极大地败坏了史学的名声和威信，使社会公众一度对史学失去了敬意和信心。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为严重的历史性的沉痛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并彻底清除它在社会公众中所造成的关于史学的误解和阴影，恢复史学应有的尊严。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大家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