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亨丽埃塔·欧托根弗 [尼日利亚]欧加别·利沃都

图书索引与出版一样古老，任何一方的历史和研究都离不开另一方。讨论尼日利亚索引实践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个国家出版业的简史。

尼日利亚开始进行图书出版，是殖民地教育制度所促成的图书需求的结果。在本土出版商出版之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尼日利亚图书的出版和发行。这些外国公司通过建立仓库来做到这一点：利用大量的储藏室存放海外母公司的书籍以供零售商店继续分发。这个系统在本土出版商出现之前的30多年里一直在运作，这可以归功于两个因素：1972本土化法令[1]；和1976年由联邦政府采用的免费普及小学教育计划（UPE）。

1977年《尼日利亚企业发展法》重新颁布了1972年的法令[2]，并且为实施本土化计划提出了必要的条款。作为一家企业，出版图书、期刊等，其中60%的股权必须为尼日利亚所有。因此，在大多数的跨国出版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位都是由尼日利亚人来担任，在更好的位置来影响决策和政策以促进尼日利亚出版商的生产。一个例子是首席索拉鲁，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出版社（OUP）的第一个尼日利亚代表，在1963年出版了第一本书Igala，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当地出版[3]。

海涅曼[4]的第二任首席执行官是Aig Higo，其理念在于生产和出版反映尼日利亚文化、环境和黑人意识的书籍。“如果你想了解真正的非洲人，如果你选择了一本海涅曼出版社的书，你可以在小说、化学和生物学的书籍中看到他。”[5]在本质上，海涅曼的书是要反映对尼日利亚及其黑人伦理的爱国承诺。

随着免费普及小学教育计划（UPE）的引入，学校书籍的市场也被广泛地扩大，因为许多跨国出版社都在努力应对该计划对书籍的巨大需求。六家英国跨国出版商参与了这项贸易的发展：牛津大学，朗文，海涅曼，麦克米伦，埃文斯和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

尼日利亚的索引时代已经真正到来了。从早期的跨国出版公司开始，它一直伴随着本土公司的诞生和发展。本文考察了四种不同类型出版社的一些指标，发现它们相当充分。在此工作中应用了国际标准的标引规则后，结果显示尼日利亚的索引者在各自的实践中受到相同的标准的指导。虽然这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但是对于这些索引去作为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仍然有很大的需求。这个群体可以成为尼日利亚索引者协会的核心。

本文节选自《图书馆评论》[6]，[尼日利亚]亨丽埃塔·欧托根弗，[尼日利亚]欧别加·利沃都著，1990年第39期，第33、40页。选文由周林怡译。

【导读】

亨丽埃塔·欧托根弗，尼日利亚当代学者，哈科特港大学高级讲师。曾编辑《尼日利亚女作家：以批判的视角》，出版《尼日利亚石油工业、政策和冲突关系第一卷和第二卷：注释文章和参考书目》。

欧别加·利沃都，尼日利亚当代学者，于1981年9月进入哈科特港大学（University of Port Harcourt），获得了英国研究的学士学位（1977年），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sy）获得了图书馆科学的科学硕士学位（1978年）。获得哈科特港大学英语研究学科的文学硕士（2002）和哲学博士学位（2008），在著名的国家、国际期刊和书中均有出版物。于2010年12月被任命为哈科特港大学图书馆馆长。

本文从尼日利亚出版的历史切入。尼日利亚是个非洲古国，15、16世纪葡萄牙和英国先后入侵，191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1963年建立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从文中可以了解到，尼日利亚的发展始终受政治因素影响。国家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国内政治局势变幻莫测，自1960年独立到1999年近40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8个军政权，军人执政近30年，政权更迭不下10次。尼日利亚的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加之殖民带来的消极影响、政府无能、地方民族主义、宗教冲突，以及体制性腐败等诸多问题[7]，使得国家新闻出版行业发展始终面临诸多困境。20世纪初，尼日利亚只有几家小型印刷所，直到1930年才开始出现现代规模的出版社，但大多是欧美出版机构在尼日利亚开设的子公司。1964—1968年，在美国富兰克林图书计划的援助下，尼日利亚本土出版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970年颁布了尼日利亚版权法，并且尼日利亚成为了《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1977年颁布的《尼日利亚企业发展法》使一些外国出版发行公司具备了尼日利亚本国企业的资格，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大部分都是尼日利亚人。如此一来，在保证尼日利亚人具有较大决策权的基础上，大量外国出版公司在尼日利亚开展出版业务，有效促进了尼日利亚出版业的发展，使尼日利亚一跃成为北部非洲出版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同时，教育的普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尼日利亚出版业的发展同样有着重要推动作用。1955年成立豪萨语语文局，使得许多地区用上了用民族文字编写的教科书。而在此之前，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尼日利亚的民族语言遭到排挤、限制，被打上殖民主义色彩，这对于尼日利亚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以及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都产生了消极影响。1960年10月1日独立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十分注重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积极推广使用民族语言教学，1976年由联邦政府免费普及小学教育导论。这些做法，有利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塑，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影响更为关键。而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尼日利亚出版业获得了新生：一些出版机构出版了许多适应当地民族需求的图书以及本土文化出版物，有关尼日利亚当地的宗教、法律、经济、科学、历史等专业书籍以及大量的通俗读物都得到了出版；还有一些欧美出版机构也逐渐适应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加大了用当地语言出版图书的力度。尼日利亚的图书出版业由此达到了新的高度。

文中，作者对尼日利亚出版的历史进行了简单梳理，并分析了在此背景下出版兴起的原因以及一些有助于出版的举措。并通过具体出版社的例子，向读者呈现尼日利亚出版社的四个主要种类，包括跨国出版社、本土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基督教出版社。其中，作者还提到基督教出版社的宗旨是“使尽可能多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和他们的语言弗兰卡提供有益的宗教文学”。根据上文的分析，非洲本土语言在身份认同、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整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用本土语言出版宗教文学，对于尼日利亚的出版发展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笔者认为，除了对于历史的阐述与梳理，本文中最大的亮点是采取分组分析的方法来对尼日利亚图书索引的情况进行研究。作者将尼日利亚的出版社分为四组：Nigerianised出版社、本土先锋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以及尼日利亚的新兴出版社。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探讨，采取索引的时间、索引透彻程度的评估（其中包括准确度、包含的重要项目、是否有足够的副标题、是否有恰当的对照、索引安排、是否布局清晰明了、是否正确使用缩略语、索引长度等），并做出表格以及进行结果的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出版社在索引安排和布局清晰明了这两方面评估分数较高，这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出版社来说，尽管索引安排较为复杂，但因为可以参考之前的经验，以及当形式是单一的字典格式的字母排列时，检查要相对简单；而在索引长度这一项普遍评估的分数较低的现象则说明：对于篇幅较长的书籍，索引应当尽可能全面。除了横向的比较，在纵向的比较中，读者可以发现的是，“大学出版社”这一组的评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组。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教育出版在尼日利亚出版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体现尼日利亚对于教育出版的重视。由是观之，作者所采用的这种“分类研究，评估对比”的形式使得文章内容条理清晰、一目了然，直观地呈现了尼日利亚图书索引的发展状况。

笔者注意到，关于尼日利亚出版方面的文献总体数量偏少，尤其是图书出版方面。这也是本文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作者简述了尼日利亚出版的历史，其中涉及的制度、法令及案例等对于研究尼日利亚的出版皆具有借鉴意义。而通过分类研究的方法分析索引发展状况，以表格对比的方式呈现，新颖直观，为读者了解尼日利亚图书出版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具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也为中国与尼日利亚在出版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好的方向——教育。作为发展中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重视人才与教育，而教育出版则一直是中国出版社的强项，这为两国出版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发展契机。利用文化相似点进行交流和互鉴，培养中非文化中的彼此认同感。同时，考虑到合作出版的受众的构成较为复杂，需要针对受众定义层次区分，如青年群体、女性群体、媒体人群体、知识分子群体等，从而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进行合作。

（周林怡）

[1] 尼日利亚政府于1972年颁布“本土化法令”，试图改变市场垄断局面。但后来表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 1977年颁布《尼日利亚企业发展法》，使一些外国出版发行公司成为本国企业。

[3] Solaru，T.T.，Educational Publishing and Textbook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Ife Press，1975.

[4] 专业资源出版商，提供教育服务。

[5] Higo，A.，“Selling the Nation's Books”，Personality Profile，in Book，1988（1），p.26.

[6] H.Otokunefor，C.O.Nwodo，“The Coming of Age of Book Publishing and Indexing in Nigeria”，Library Review，1990（39），p.33，40.

[7] 孙晓萌：《尼日利亚新闻出版业发展概况及中尼合作前景》，载《出版研究》，201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