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G.昂温 [英]P.S.昂温

一、最初的书籍

采用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生产的书籍已有4000—5000年的历史，最古老的书叫纸莎草纸卷，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它是用尼罗河畔的纸莎草制成的。纸卷本身起源于悬挂在埃及神殿里用纸莎草纸书写的横幅，卷起来就成为便于携带的经卷。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也都使用它，由于希腊人从巴比伦港口得到纸莎草，他们就用港口的名字称呼它，从而使“圣经”（bible）一词问世。按古罗马人的习惯，一个纸莎草纸卷就是一本“书册”。在巴比伦河亚述地区没有纸莎草，人们就用楔形文字在黏土板上书写（约在公元前3000年），因此一部书是由装在有标志的容器里的若干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组成。在印度北方，桦树皮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南方则使用以线穿在一起的棕榈叶子。在中东，兽皮是另一种古代书卷的材料。据说帕加马王国的欧迈尼斯二世（前197年—前159年）在其竞争对手埃及图书收藏家停止供应纸莎草后发明了羊皮纸。实际上，羊皮纸在那时已普遍使用了。

随着折叠纸莎草纸手抄本的出现，书籍开始接近现代形式。手抄形式最初在1世纪或2世纪应用于基督教文献。它的产生可能是为了使书的篇幅至少能够容纳一部福音书或使徒记。到4世纪，书的应用扩大到非宗教性的著作。几乎与此同时，羊皮纸也取代了纸莎草纸。在尔后的几个世纪中，羊皮纸抄本成为书籍的标准形式。“抄本”这个主意似乎是受了古罗马人用绳将逐渐增加的上蜡记事木板捆扎成册的启示而产生的，它也可能是“书”（book）这个词的由来，该词出自日耳曼语的boc，“山毛榉”之意。然而，亚述人在公元前8世纪就使用过用铰链捆扎成册的上蜡木板册。

无论源于何种形式，最初的书籍内容几乎都是宗教或半宗教的——将人与上帝相联的赞美诗、祈祷书、宗教典礼书以及叙述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和史诗等。此类内容的书籍往往又产生了半宗教性的法典、箴言与格言集、教士用的预言书、医药和巫术书、历史书、天文与占星术书及其他教诲内容的书籍。最后出现的是纯世俗的文学书籍，如故事、诗歌、爱情歌曲等。所有这些书的类目在埃及、巴比伦、亚述、印度等国家最古老的文明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当时也可能存在抄本交易，比如葬礼所使用的亡灵书抄本，但书籍主要是在附属于皇宫和神殿的藏书馆内制作和保存，而每一个神殿在各个方面都与其所供奉的专门神灵相符。巴比伦人特别爱好资助，对自由民实施包括泥板习字在内的义务教育。现存的某些泥板上，刻有从藏书馆借“书”的规定。早期书籍的内容主要依靠教士僧人、圣贤哲人及民间说唱人口头传播。当然，许多最古老的作品可追溯到书写文字发明之前。如印度宗教手稿中的《吠陀》（比圣经长好几倍）和传奇作品中的印度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都是在书写文字产生之前几百年依靠口头文学流传下来的。

二、出版业的早期阶段

古希腊 具有某种现代含义的出版首先出现在古希腊，但仅仅是推测而已，并无具体内容。在前古典时期，书籍的传统用途似乎是朗诵者、演员及歌手作为记忆的辅助手段。

然而，到公元前5世纪，被阿里斯托芬嘲笑为“自诩有高度文化修养者”的少量读者人数日益增加，为了个人的需要，私人（或他们的奴隶）开始传抄书籍。在柏拉图和欧波利斯时代，已有购买书籍的可能性的记载。在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大型图书馆（公元前3世纪），及在帕加马王国（公元前2世纪）的与之相匹敌的图书馆建成之后，大规模的图书交易肯定已经出现。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藏书馆也普遍设立，人们也充分养成阅读的习惯。公元2世纪，希腊讽刺家卢奇安曾对书商及其富裕的赞助人的愚昧无知进行过讽刺。在上述整个时期内，除帕加马王国局部试用羊皮纸外，书籍的通常形式是纸莎草纸卷，高20至23厘米（韵文或警句之类书卷尺寸则小些），铺开长度达11米（埃及的更长些）。由纸莎草纸一张接一张粘接而成。书卷均按栏目排列，并按照相当严格的规定书写，但不注重标点和文字的间隔。一个5米长的书卷可容纳柏拉图《国家篇》中的一卷。对于较长的著作采用尺寸相同的书卷分卷处理。

古罗马 公元前3世纪以前，古罗马未曾有过书籍出版业。公元前1世纪前也没有藏书馆。拉丁文中的书（liber）意为“树皮”（bark），这表明树皮曾一度作为书写材料，但这种早期的实物没有保存下来。当古希腊制书方法在前古典时期被古罗马人吸收过来之后，拉丁文学进入繁荣时代并产生了兴旺的图书贸易。在西塞罗时代（前106—前43），古罗马人的书籍出版业已完全建成，不再依赖亚历山大城。当时最出名的人物是T.P.阿提库斯，他是一位富有的文学赞助人，与西塞罗过从甚密，又是他著作的出版者。阿提库斯使用大批受过训练的奴隶从事抄写和制作书籍，最后在各省如同在罗马一样，都设立了书籍的销售分店。书籍的形式仍是纸莎草纸卷，但其中较好的书籍又带有卷轴，卷轴两端通常有球形装饰物。每一批书籍的产量为500～1000卷，超过此数的也不少见。售不出去的书最后就当包装纸。根据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记载，到公元1世纪，藏书室如浴室一样被认为是一幢房子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文献上提及专业书商之处也增多了。罗马著名铭辞作家马提雅尔描写过一家书店，说它在所有柱子上都贴满书籍广告。图书业中许多常见的问题：审查制度、抄袭剽窃、非法翻印以及作者没有合理报酬等，在罗马就已出现。那时还没有版权法，但在2世纪初，出版者们就认识到要通过建立社团来维护自己，“以便更好地保护他们在版权方面的利益”。

三、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发展

随着5世纪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出版业倒退到可谓原始阶段：书籍生产和发行大多被限制在宗教研究中心；此后的识字工作通过基督教会进行，波及面很窄。这种情况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7世纪后，印度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其他教派以及穆斯林各教派的教义都在寺庙、教堂和修道院里抄写、保存，并通过牧师、僧侣和传教士传播。研究中心在知名学者周围或在开明统治者手下建立起来，修道院经神灵的启示而建。虽然这些分散的基地都经历过内部腐败和外部破坏，但在几个世纪中，它们保留了脆弱但有效的学习网。盎格鲁-萨克逊神学家比德（死于735年）在贾罗的小修道院里“出版”了他那部伟大的《英格兰人教会史》，这部著作被传抄到遥远的罗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多半应归功于意大利修士圣·本尼狄克（死于543或547年），他强调工作是修道院德行之一，因而书写室成为基督教机构的固定特征。世界上有些最精美的书籍是在著名的凯文特修道院制作的，采用经过装饰的手抄本形式，而且比通常版本多。在这些书籍中不仅有虔诚的神学著作，而且还有非宗教性的文学，特别是编年史。书籍开本大而且珍贵，借阅条件极其严格，它们往往都被固定在桌子上。9世纪一个重要而实用的发展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为了促进法兰克人的文明，创制的一种被称之为加洛林小写字体的书写体。这种书写体不仅有许多优点，而且还对大、小字母的使用作了规定，并在单词之间留出间隔。

纸张应用的传播 虽然早在105年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但是中国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守着造纸术的秘密。到600年左右，造纸术传入高丽和日本，但在很长时间里未能传入西方。751年，阿拉伯人抓获了一些中国造纸匠，逼迫他们交出造纸秘密，并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一个造纸工场。造纸术从那里经巴格达、大马士革、埃及传入摩洛哥，最后在11—12世纪经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传入欧洲。13—15世纪，纸张逐渐代替了羊皮纸，作为书籍的材料。当然它的最大优点是廉价和丰富（以植物纤维代替兽皮），这就降低了书籍的成本，从而使书籍有可能被广泛使用。

出版业世俗化 12世纪末，随着首批大学的建立，欧洲图书出版业有了一个更广泛的天地。巴黎、博洛尼亚和萨莱诺的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发展超出了建校的原始宗旨，成为独立于教会的机构。其他大学也紧步后尘，使各种书籍抄本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这种情况导致了与图书行商相对立的拥有固定经营场所的书商阶层的兴起。行商经常通过私下的或暗中的方式提供图书，例如，尽管当时有禁令，约翰·威克利夫的《圣经》译本（约1382—1388）在英国仍得到广泛发行，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书商受大学的控制，大学授权他们经营的只是那些经过批准的书籍。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向学生提供新的（书商雇人书写的）或转抄的学习用抄本，并且起流通图书馆的作用。他们还出售书写用品，后来就出售现代文具。12世纪至13世纪，抄本有了进一步演变：加洛林小写字体变为带棱角和花饰的哥特字体，这种字体更为华丽，但不易看清。中世纪后期，修道院的生活日趋没落，图书生产也日益世俗化，并且随着文艺复兴的出现，图书品种也更加多样化。在主要的出版中心，首先在巴黎，抄写者和插图者（书籍装饰者）的人数增加到足以组成同业行会的程度。对经典著作的需求日益增大，至于对那些新近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寓言、中世纪骑士故事、诗歌等作品的需求就更不必说了。后者都是些随意抄本，并且由于当时还没有首页，书的作者一般无人知晓。到15世纪中叶，书籍抄写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正式行业。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尼同时雇用的抄写者多达50名。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阿格诺·迪耶博尔特·洛贝经营供公开销售的雏形图书工厂。木版印刷约在1400年终于传入欧洲，并开始用于插图，乃至整本图书。德国的谷登堡（应为美因茨，编者注）成为图书出版活动的中心。

本文节选自《外国出版史》，[英]G.昂温，[英]P.S.昂温著，陈生铮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导读】

“出版是一项涉及印刷品的选择、编辑和销售的活动。”“出版史的特点是同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英国20世纪著名出版史家昂温在《外国出版史》开篇“序言”即指出。在这一认识之下，作者笔下的出版史，既不是“印刷史”，也不同于一般的“书籍史”，而是一种总体史观下的“出版”的历史。其围绕叙述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为普遍读者广泛复制的行业——出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至今的？

该文用不到4000字的篇幅，极为精练而清楚地勾勒出了“出版”从早期萌芽（前3000）到最终成熟（15世纪）的发展脉络。原始阶段的“书”是什么样？它的内容、形式经历了怎样的演化？最初是哪些人、出于什么需要去抄写和复制书籍？换句话说，从悬挂在神殿中的经卷，到普通读者手中的普通读物，“书”经历了哪些关键转折点？现代含义的“出版”如何最终演化而成，影响它的因素有哪些？

第一节“最初的书籍”（羊皮纸诞生之前）中，回答了一些关键而有趣的问题：最早的书，记载什么内容，它们是如何从藏书馆、神殿、圣贤哲人的口口相传中，逐渐走出来？书籍内容的演变，东西方有没有共同的“规律”？早期的书籍，为何大多都与宗教内容相关，有哪些地区“例外”？

第二节“出版业的早期阶段”（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涉及如下问题：起初是哪些人、出于什么需要而传抄书籍？“购书”、图书交易何时出现？人们何时有了阅读习惯？在整个古希腊时期，“书籍”的通常形式——纸莎草纸卷是什么样儿？古罗马的文学赞助人与书籍出版的密切关系？当时书籍的产量、书店的样貌以及图书业等。

第三节“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发展”（中世纪）这一部分，讲述了“倒退回原始阶段”的中世纪，那些“宗教研究中心”的存在，对出版业的意义，有哪些“脆弱但重要的”出版发展？这个时期后半段，即中世纪的末期，新式出版复兴的原因是什么？12世纪传入欧洲的纸张，在两三个世纪后取代了羊皮卷。然而，技术仅仅是外因，作者又颇费笔墨地叙述了13世纪大学的兴起与书商的出现，认为这导致了“修道院生活的没落”和“图书生产的世俗化”。而这两者又恰逢当时文艺复兴运动，这就共同促使了图书品种的迅速多样化（经典著作、寓言、文学等）。到15世纪末，“书籍的抄写成为一种正式普遍的行业”——现代含义上的“出版”，就此诞生了。

从上述可见，“出版”的诞生和发展，与技术变迁和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在这种开阔的史学视野之下，本文得以深入而客观地揭示“出版史”的演化规律。

纵观全文，有如下特点和优点值得重视和借鉴：

1.作者十分重视历史规律的总结。例如，他关注到“书”的一个重要的演变规律——早期的图书多是宗教、半宗教的（“只有在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才存在为一般读者复制的行业）；后来产生了箴言、法典、巫术和医药、历史书等“教诲类”书籍，最后出现“纯世俗”的文学书籍（故事、寓言、诗歌）。换句话讲，这是一个书籍由早期的少数人专有，慢慢向读者普及过渡的过程。

2.全文处处都充满了富有发现性、有说服力的“合理猜测”。比如，为何在1或2世纪，出现了“折叠版纸沙（莎）草纸卷”，且同时应用于基督教文献？——作者推测，它的产生可能是为了使书的篇幅至少能容纳一部福音书或使徒记。又如，羊皮纸“抄本”的形式，“似乎是受了古罗马人用绳将逐渐增加的上蜡记事木版捆扎成册的启示而产生的，它也可能是‘书’（book）这个词的由来，该词出自日耳曼语的boc，‘山毛榉’之意”（极具想象力和合理性）。再如，为何中国印刷术为何没有同造纸术一样，被阿拉伯人传至西方？——“可能是他们坚持用手抄写《古兰经》”。

3.关于出版业一些关键的转折时间点，作者尽量有所凭据地交代清楚。“某种现代含义的出版首先出现在古希腊”“公元前3世纪以前，古罗马未曾有过书籍出版业，公元前1世纪前也没有藏书馆”“在柏拉图和欧波利斯时代，已有购买书籍可能性的记载。在希腊化时期，大规模的图书交易肯定已经出现，人们也充分养成阅读的习惯。”“到4世纪，书的应用扩大到非宗教性的著作（几乎同时羊皮纸取代了纸沙（莎）草纸）。”——这些关键性的时间点交代得清晰，这对读者无疑是有重要益处的，它勾勒了出版的演变脉络。

4.本文不仅关注早期图书的制作，还关注其“流通”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回答“图书出版”的关键问题之一。作者指出，早期的图书大多是皇宫和神殿的藏书馆保存，书籍主要依靠教士僧人、圣贤哲人及民间说唱人口头传播。那么，最早是哪些人主动抄写和复制图书，促使书籍“走出藏书馆”的？作者在一定史料支持下推测，最早可能是古希腊，前古典时期的朗诵者或演员为记忆而抄写的剧本，随着“自诩有高度文化修养者”日益增多，出现了书籍的大量传抄。——无疑说明了：读者群的扩大，正是书籍走下神坛、被广泛复制的主要原因。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开篇将“最初的书籍”追溯到前4000—前3000年，包括纸（莎）草纸卷、泥板书、贝叶树、树皮书等，但并未提及刻在石头（如埃及象形文字）和金属上的文字。这大概与作者对“书籍”的定义有关：书是传播文化信息的载体，而不只是“记忆的辅助手段”。

（曹晶晶）

[1] 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