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B.C.塞尔格叶夫

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是科学和文学创作的中心，希腊文学的整个希腊主义[2]时代有时候就因这个城市的名字而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时代[3]。

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是科学教育活动的集中地，它同时是最高学府、科学研究所兼巨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按：希腊文博物馆Museion一字意即“女神缪司Musae之庙”）于公元前308年由法勒隆人德墨特里奥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提倡而建立的，它是柏拉图的阿卡德尔亚[4]（Akademia）和亚理士多德的吕克翁[5]（Lyceum）的扩大的模仿。就人才、附设机关、书籍及教学参考书的量来说，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超过别的城市的同类机关之上。在公元前一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典藏，达到五十万本原著手稿，这都是煞费苦心从世界各处搜集得来的。仅仅那本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藏书目录（“各种学术名著总目”），就有一百二十册。每个作家的作品皆附有专门的注释，这些注释后来就构成整整一套文献，谓之“注释学”[6]（scholia），在某些场合，这是研究古代史的很有价值的史料。上述那位诗人兼文法学者卡利马科斯就是“总目”的编辑者，他是王室图书馆馆长。卡利马科斯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中最明显的典型，他掌握了最杂博的学术部门的最杂博的知识。据说卡利马科斯著有散文及诗凡八百种，触及历史、文法学[7]、诗学等。然而，卡利马科斯的创造性的天才就远不如他的融会贯通的能力。厄剌托斯忒尼和洛多斯人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是卡利马科斯的弟子，卡利马科斯死后，阿波罗尼俄斯就担任王室图书馆馆长之职。

除了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之外，在安提阿城、拍加摩斯、叙拉古札，以及别的大城市，皆设有博物馆。希腊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惜资财来充实和支持图书馆，认为这是在国内国外社会舆论的观感中巩固其权威的手段之一。

可惜，文学作品的量的增加并不常常与其质的提高相吻合。相反的关系倒是往往可以见到。年代越晚，亚历山大里亚诗体的消极方面便越多的显露出来——譬如，修辞的和教诲的成份，故意的炫学，伤感主义和艺术的适中感的消失。这一切合拢起来就证明文学与生活的脱节，其必然的结果是科学及艺术创作的蜕化和灭亡。

带着希腊主义世界的乌托邦心理的痕迹的社会小说，是文学上的一个特殊门类。

欧格墨洛斯（Eugemeros）、雅谟布罗斯（Iambullus）等的乌托邦社会小说，描写着幻想的国土，“福人岛”，“太阳国”，这都是跟现实完全相反的。乌托邦小说给创作的幻想以出路，引着读者离开烦厌的城市生活及其街道的喧闹，混浊的空气，零落的草木，而踏进“太阳国”，神奇的印度和幸福的阿拉伯，那儿有童话里的巨人和五花八门的植物。在太阳国，有壮丽的大自然，清新的空气，丝毫不爽地反（原文为“返”，编者注）复的海洋潮汐，一样长短的昼与夜，葱葱茏茏的草木，盈溢如流的香油和醇酒，芦苇的果实自动长成面包，太阳永远照耀着。“太阳国”的人们享受如花盛放的健康，有适中的体格，能活到一百五十岁，达到了遐龄[8]便尽其天年而死。“太阳国”里没有病者和残废者，也就没有医师——大自然照顾一切。太阳国公民是敬神的，崇拜太阳和星星，视若最神圣的最纯洁的自然创造物。他们集体而居，三百人至四百人成一组。每组之长是长老（族长或部落酋长）。劳动有合理的更替，免除了斫丧[9]人性的单调。太阳国的公民轮流地从事智力和体力的劳动，做手艺，采果实，执政而又服务，如是等等。

太阳国里没有任何方式的私有财产，也没有家庭。孩子们是属于整个公社的，而不是属于任何私人的。子女出世之后便受考验和选择，只有其中最强健者才得生存。太阳国公民既然生存于富丽的自然环境，四季常（原文为“长”，编者注）春的草场，他们就可以专心研究科学，尤其是研究天文，观察他们的主要天神——苍天——的生活。正如上文说过，现实的生活跟乌托邦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恰好成为对照。人们不满于现实，厌倦生活，而又看不出自己境遇的出路，就憧憬着哪（原文为“那”，编者注）怕是在梦想中置身于遥远的国土，做个“太阳国”的公民。

甚至在希腊主义的历史著作中，也含有相当多量的幻想和神奇的成分。军事的远征和探险，商人和旅行家的游记，给历史家以丰富的资料，揭露了从来没有人（人，编者加）知道的国家，使人们认识了异族的生活、文化、语言和信仰。就在这基础上发生了世界史这思想，也发生了人种志和历史小说。

希腊主义的历史家多半是宫廷的历史编纂者，这点自然而然的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评价上面。希腊主义时代最知名的历史家，有开奥斯岛人忒奥庞波斯[10]（Theopompus，公元前4世纪人）、厄福洛斯[11]（Ephorus）、西西里人狄奥多洛斯[12]（Diodorus）、波里比阿[13]（Polybius，公元前201—前120年）。

在希腊主义世界的哲学体系中，最有名的有三派：（一）斯多噶派，（二）伊壁鸠鲁派，（三）昔尼克派（犬儒学派）。道德的和实践的基础，是这三派的共同点，人及其对世界、对国家、对别人的态度，是他们注意的焦点。这个问题是三者所共同的，但是解决的方法则彼此有别。

本文节选自《古希腊史》，[苏联]B.C.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511—514页。

【导读】

B.C.塞尔格叶夫（1881—1941），出生于俄罗斯最富有的家族之一阿列克谢耶夫斯，且家庭文化氛围浓厚。其父是俄国著名演员和戏剧导演斯坦尼斯劳维斯基，他是演员制度的创造者和剧院改革者，被称为“苏联第一人民艺术家”；其母为一名农家女。塞尔格叶夫由祖父抚养成人，他的祖父是莫斯科商人阶层的领袖，因此他从小生活富足，也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为他在古代史学界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塞尔格叶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言系，1918年开始在大学授课，后成为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曾任古代史系主任。他写作了多部苏联古代历史教科书，主要涉及古代罗马史和古代希腊史，《古希腊史》正是他于1939年出版的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古希腊通史性著作，此书后经增订再版，被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为国立大学及师范学院历史系教科书。

塞尔格叶夫认为，古代世界史的学习对于当时苏联的公民培养和教育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学习古代世界史，可以扩大知识视野，加深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探索历史根源。古代希腊提供了古代奴隶社会所依照以发展的规律的实例，而古希腊的文化，其影响几乎遍及了地中海所有地区。西欧文化史的转折点，始于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时代，因此古希腊的历史、古希腊的文化，是历史学习进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古希腊时期辉煌灿烂的文明促成了图书出版的极大进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热衷于著书以记录和交流哲学思想和科学发现，出版活动频繁。除了学者，国家政府也重视图书的政治功用，斥资建造了闻名遐迩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巩固权威。在《古希腊史》一书中，塞尔格叶夫从克里特迈锡尼的远古爱琴时代文化一直回顾到希腊主义时代文化，综合了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多角度地绘出了古希腊的全景图。本书节选的部分是《古希腊史》的终章中关于“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的介绍和希腊主义哲学思想的概述，塞尔格叶夫以此结题也从侧面体现出图书出版成就在一个文明的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位置。

“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是科学教育活动的集中地，它同时是最高学府、科学研究所兼巨大的图书馆。”[14]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为这一图书出版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为建立藏书极尽可能丰富的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他们下令通过广泛购买、掠夺来收集图书，并雇人手抄，亚里山大里亚博物馆立于世界文化的中心。而此段选文重点提及了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的创举——编纂藏书目录。卡利马科斯是托勒密王室专门聘请的目录学家，他以掌握知识广博而著称，将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中50万卷藏书分为11个大类，编写了120卷本的《各种学术名著总目》，使图书出版系统化。在没有计算机辅助的古代，他为每个作家的作品附以详细的“注释”，是以卡利马科斯为图书馆学科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图书馆科学之父”。为了将这种图书分类的方法和“注释学”一脉相承，在卡利马科斯去世后，由他的弟子阿波罗尼俄斯担任王室图书馆馆长。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不仅藏书众多，它也为图书出版提供了思维的花园，世界各地的学者纷至沓来，汇聚在其中教学、研究和创作。

图书出版可以反映社会的现实风气，同时也能反向作用于社会文化。由于人们迷失于渺无希望的现实之中，“乌托邦”式的出版内容作为与现实的对抗，风靡于希腊主义时代。而那些幻想的国土——“福人岛”和“太阳国”带给人们理想化的冲击，使这一时期的出版内容与现实生活剥离，流于修辞和教诲，偏于幻想与神奇，甚至影响了历史性著作。

在古代欧洲的出版载体演进中，莎草纸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3世纪始终是最主要的出版载体，贯穿了整个古希腊时期，是人们出版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希腊史》中记载，在19世纪末叶发现了一些纸草纸[15]，写着著名喜剧作家米南德[16]相当多的残诗。有了莎草纸，希腊的文学出版“疯狂”生长，文明以一种轻便、包容的方式经久流传。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大多以“演讲”的形式传播，但据考古发现，柏拉图时期多用莎草纸记录先贤精神思想，在本书中这样的著作也多有提及。例如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在《苏格拉底的答辩》和《菲冬》两篇对话录中对大师苏格拉底的死作了很动人的描述。柏拉图本人的著作亦甚富，大部分作品（对话录）的主角是苏格拉底。他还有两篇专门论文《共和国》和《法律论》，研究了理想国家的性质。希腊的数学、医学、生物学、植物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著作也极其丰富，古希腊的图书出版即使在当下看来，也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其出版成就在欧洲称得上“开一代先河”。

读《古希腊史》，能从各处捕捉到古希腊文明是如何通过图书的出版，被“远征”带往世界各地，或是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流传至今。这本书贵在将图书出版活动置于政治、军事和流行思想之中，从不同角度窥探这一时期图书出版的特点，总结出版成就，是将出版活动融于宏大历史背景中的经典案例。

（钱绯璠）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希腊主义：是晚期希腊的哲学思想，以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为主导，带有反传统教义的色彩。

[3] 文中着重符号为原著中原有的添加符号，编者注。

[4] 阿卡德尔亚：又译阿卡德米，是柏拉图在雅典的讲学地点。

[5] 吕克翁：又译吕克昂，是亚里士多德效仿他的老师柏拉图所建的阿卡德米学园，于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创办的学校，因校址临近吕克昂神庙（即阿波罗神庙）故名。吕克昂学院是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逍遥学派的活动中心。

[6] 注释学：是语法上的、批评性的或解释性的评论，有的是独创的，也有的是从现有的评论中提取的，这些评论作为注释出现在原先作者手稿的边缘空白处。

[7] 文法学：指研究语言结构方式的科学。

[8] 遐龄：指高龄，是老年人高寿的敬语。

[9] 斫丧：意为摧残、伤害。

[10] 忒奥庞波斯（前380—前315）：古希腊历史学家和修辞学家，其作品主题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和菲利普二世的历史。

[11] 厄福洛斯（前400—前330）：古希腊历史学家，师从教育家伊索克拉底，与忒奥庞波斯同窗。一生著作了29本书，形成了一套世界历史书籍。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厄福洛斯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创造世界历史的历史学家”。

[12] 狄奥多洛斯：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以撰写世界历史著作《历史丛书》而闻名。

[13] 波里比阿（前200—前118）：又译波利比乌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通史》。

[14] 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51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15] 纸草纸：即“莎草纸”。

[16] 米南德（前342或前341—前290）：希腊新喜剧诗人，生于雅典，贵族出身，其完整剧本《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和残剧《公断》《割发》等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