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穆斯塔法·阿巴迪

托勒密时代，历代国王都努力为其图书馆收集图书。从公元前二世纪的《阿里斯提亚斯书信》[1]中，可以发现他们这种持续不懈的热情的最早佐证。阿里斯提亚斯在信中说，“法莱雷奥斯的德米特里……如果可能的话，全世界所有的图书；他尽其所能，购买和誊写图书，以实现国王的目标。”

…………

策策斯在其中世纪的文本中，根据从古代一份资料获得的信息，几乎重复叙述了上述相同的内容，只是增加了两个图书馆分别拥有藏书的具体细节。“宫外图书馆藏书42800册；宫内图书馆藏书‘混合类’40万册，‘非混合类’90000册。”将图书分为混合类与非混合类可能表明一种分类方法：混合类图书包括不止一部著作，非混合类图书仅指单本著作。该文本还说，所藏图书不仅包括希腊文，各国文字的都有。

…………

托勒密王朝[2]的统治者们希望他们的藏书具有世界性，不仅应有包罗希腊全部知识的图书，而且最终应将世界各国的作品翻译成希腊文。

…………

对于堆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批图书和卷轴，如何处理呢？有关组织肯定采取了复杂的技巧。加伦为我们提供的零星信息，可对当时的做法有所发明。他提到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第三卷有一种文本，文中charakterae的字样就是所谓希波克拉底的签名。该书本属于锡德的姆奈蒙，他从潘菲利亚乘船到亚历山大，随身带着该书。到亚历山大后，按照国王的命令，该书被海关官员没收。加伦在记载中证实，该书后来收入图书馆，标着“来自船上”和“锡德的姆奈蒙”等字样。记载还说，“因为对于其他所有带书而来的乘客，国王的助手往往先写下乘客的姓名，然后再把书存入库房（apothecae），而他们习惯于先把书在‘某些建筑物’中大量堆积起来，最后才送入图书馆使用”。

这段记事所载的内容很有启发性，它说明“获取书仓库”设于“某些建筑物”中，所有图书和卷本存于其中。图书管理员（hyperetae）在这里开始进行登记和分类。登记工作要记录书的出处，在此情况下是“来自船上”。其他情况将登记原出版地，然后是书主的姓名，如果知道的话。除了作者姓名，还要注明“修订”或编辑该文本的学者姓名。前面已提到，分类过程即将书卷分为“混合类”（多卷本）与“非混合类”（单卷本）。最后，关于图书的篇幅，要注明全书的行数。米南德在公元前三世纪后30年创作的《恨世者》纸莎草纸卷本末尾写有书名及行数，可以作为早期的一例。

…………

当时图书馆藏书当然有不断修订的记录或登记，还有详细的书目帮助读者寻找所需之书。但仅靠书目是不够的，还需要必不可少的导读人员。在浩瀚的书海中，人们需要一位知识广博且精力无限的学者。卡利马科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创作了《书目》一书。

我们有两份资料对《书目》有所叙述，一是10世纪的，另一是12世纪的。10世纪的一份是《苏伊达斯词典》中的一个条目，文字如下：“卡利马科斯编纂……每一学术领域著名学者名录及其著作目录，共120卷。”另一份是前面所述策策斯的文稿，策策斯在其中提到两座图书馆的图书册数，并说卡利马科斯“在他修订（anorthosis）之后，对图书作了一部《书目》”。后一份资料对《书目》记载十分简单，大概该《书目》早已存在；而《苏伊达斯词典》中作为条目记载，说明它更像是一部文献目录，卡利马科斯根据个人的判断，对各个专业中当行出色的作者一一进行评述。

由于《书目》全书已不复存在，我们无法重现其总体编排，也无从得知卡利马科斯对“每一学术领域”的分类方法。幸运的是，该书的若干残篇保留了下来，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推测。他采用的基本分类法是根据主题而定的，已知有下述类别：修辞、法律、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历史、医学、数学、自然科学和杂类。在每一主题下，各有关作者以姓名字母为序：每一姓名之后，有一著作简介以及对作品的评述。似乎《书目》一书很快成了以后此类著作的样本，其影响甚至可追溯到中世纪。10世纪阿拉伯世界同样杰出的作品，伊米·纳迪姆的《索引》就是其中一例，幸运的是，该书完整无损地留存至今。

本文节选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埃]穆斯塔法·阿巴迪著，臧慧娟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63—69页。

【导读】

本书作者穆斯塔法·阿巴迪是埃及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亚历山大大学名誉教授的他提议复兴古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并参与这一项目的实践。他曾批评埃及政府已经完成的某些方面使得重建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文化中心，而不是履行其作为世界级研究中心的承诺。他也是“尼罗河秩序”的接受者，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最高古物理事会的成员。他还是亚历山大考古学会主席，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穆斯塔法·阿巴迪在埃及和英国接受教育，拥有亚历山大大学学士学位以及剑桥大学的特殊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还有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2017年2月13日在亚历山大逝世，享年88岁。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主要介绍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从兴起到消失的详细情况，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它存在了近80年，其藏书之多、对世界贡献之大，是古代其他图书馆无法比拟的，这座图书馆是亚历山大城中古希腊文化的代表性建筑物之一。亚历山大大帝在古埃及文明的土壤中播下了古希腊文明种子，长出了累累的硕果。

前332年，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攻占埃及后，对地中海东南隅尼罗河三角洲西缘的拉库提斯渔村进行了扩建，易名为亚历山大城。由于该城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处，故很快成为东西方的贸易中心，也成为亚洲的古波斯文化、欧洲的古希腊文化、非洲的古埃及文化及其他古文化的交融地。在法拉雷乌斯的建议下，托勒密一世同意在亚历山大王宫内修建图书馆。由于亚历山大城的特殊地理位置，亚历山大图书馆迅速成为当时的科学、文化、哲学、艺术与翻译中心，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研究者、哲学家、思想家不远万里，纷纷来到亚历山大图书馆进行各种科研活动。作为皇家图书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发展很快。到托勒密二世时期，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功能中心，不仅是图书馆，也是科学院、博物馆、翻译中心、印刷出版社……古希腊的荷马长诗《伊利亚特》就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首次印刷出版的。不仅如此，“图书馆还翻译出版了《摩西五经》，以及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天文学家托勒密等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3]

历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大多是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此图书馆对藏书与图书整理十分重视。在发展过程中，图书馆逐渐扩建为母馆和子馆，在管理者的辛勤耕耘下，还整理出图书馆编目供读者查阅……

作为古代历史上辉煌的一章，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诞生以及辉煌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其管理制度以及出版印刷机制也值得今人研究利用。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人类历史上智慧成果的重要体现，它的存在，从另一角度反映着古代世界里古希腊文明各个学科领域研究的极高水平。作为一座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中心，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古代其他图书馆所无法比拟的。作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融合物，这座图书馆吸引了欧洲、非洲、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使这座城市很快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地，并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这本著作由埃及著名历史学者根据自己对大量史料的整理研究而撰写，选文中处处可见对于古代史书记载的引用，是谈到亚历山大图书馆这段历史就不可绕过的一部经典。作者终其一生奉献给亚历山大图书馆前世今生的研究和建设，在对史料事实的筛选以及叙述上可以见证作者史学素养的高超。而且，在历史事实的梳理和陈列之外，作者还详细介绍了当时图书馆的管理机制以及出版制度，对今人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帮助。

选文节选的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兴衰》中图书的收集这一章的部分内容，根据多种来源的资料，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多达近百万册，藏书的来源覆盖世界各地。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管理者对于浩如烟海的书目的管理井然有序：收集来的图书先存放在某个仓库里，图书管理员在这里对书目进行登记和分类。将图书根据语言和卷数分类，分为混合类和非混合类，再进行登记。登记的款项包括书的出处、原出版地、书主的姓名、作者的姓名，还要注明修订或编辑该文本的学者姓名，最后注明全书的行数。伴随着图书馆的发展，还出现了专业的导读人员以及对书目进行登记的专门人员，《书目》一书就是例子。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下，托勒密王朝的图书馆管理者对于图书的编目、分类如此精细，依靠他们创立的图书管理以及编目方法，维持着这样一座庞大的图书馆的运转，并且为后人数千年以后查证古籍的来源也提供了借鉴参考，有着极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尽管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历史上由于火灾灰飞烟灭，但是它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哺养着后人。

（韩潇涵）

[1] 《阿里提斯亚斯书信》：大约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犹太人聚居区的一个犹太作者编定的一部希腊文本。它勾画了犹太人的圣经《摩西五经》在国王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夫斯的资助下译成希腊文的背景。

[2] 托勒密王朝（前305—前30）：或称托勒密埃及王国。是在古代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将军托勒密一世所开创的一个王朝，统治埃及和周围地区。

[3] 梁国诗：《亚历山大图书馆》，载《阿拉伯世界》，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