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F.G.凯尼恩

因而我们就不能排除希腊文学作品或曾写在皮革上的这种可能性；但是对此我们却没有直接证据，而且即便有，也只可能存在于非常早的早期。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至少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前面刚引过的希罗多德[2]的那段话（写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曾言明，他无法想象一个文明人用纸草以外的其他材料书写，除非是逼不得已。故而他所知道的更早的希腊作家（大概从他的时代至少向上再推两到三代）的书，一定都是写在纸草上的。因此我们就有理由断定，纸草的使用，至少覆盖了抒情诗时代[3]，甚至可以上推到希腊文学的开始。我们知道，在埃及，纸草的使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甚至更早；而且没有用过其他材料（有一个可能的例外是皮革，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甚为易得）。因而如果在荷马时代有文字书写的话（我力图证明这一点），那么推定其所用的材料是纸草，应该去事实不远；而且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在雅典文学的辉煌时期以及整个希腊化时期，主要使用的也正是这种材料。

因而可以说，厘清纸草书，就等于厘清了古典世界里文学的主要载体；对此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既有文献记述，也有实物存世。

作为书写材料的纸草，是用一种叫作纸莎草（Cyperus papyrus）的水生植物的木髓加工制成；在古代尼罗河流域，大量生长着这种植物。虽然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植物也有所闻，但是埃及，特别是尼罗河三角洲，却是这种植物的主要种植地。今天，纸莎草只幸存于尼罗河的上游，远远越过了埃及的边境，在西西里和叙利亚也可以零星见到。狄奥弗拉斯图[4]和普林尼将其描写为一种生长在最多6英尺深的水里的植物，全高可达15英尺，茎粗若人腕。其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用途——用作燃料，制成小船，制成绳子，制成帆；但是使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用途，却是用其木髓[5]加工制成的书写材料。

关于纸草制作的经典描写见普林尼《自然史》??，Ⅱ，12。制作的单位是“张”（κóλλημα）。用锋利的刀子将木髓切成薄的长条，再将这些长条分两层排放——一层横，一层竖。然后借着湿润、胶水和压力，将这两层粘牢，经纬成一张织物——这张织物虽然很脆、可以轻易揉成粉齑，但大概也有相当于好的纸张的强度。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看出：除了棒槌以及象牙或贝壳磨光器之外，浮石也被用来使纸的表面平整光滑。木髓的中间部分是最好的，因而就用来做成最高级的书写材料；靠近外皮的部分则只能用来做成质量低劣的纸。这材料所制成的纸张的大小，取决于在均匀无断裂的情况下所能切出的窄条的长度。以最长的切条为纬所制成的纸张品质最好；古代典籍的记载和对现存实物的测量一致证明，虽然存在宽至15英寸的实物，但最好的纸草一般宽约9英寸，而品质凡庸的可能只有6英寸或5英寸甚至更窄。在罗马的市场上，不同品质的纸草，因其尺寸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名字（克劳迪亚，奥古斯都，利维娅，神圣的纸，剧场纸，范尼乌斯纸，赛斯纸，泰尼亚纸，店铺纸，按品质以降序排列），不过普林尼的这个记述反映的只是罗马的现实。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也存在同样的分类，而且实际发现的纸草也无法区分为上述那几个种类。

我们的纸草制造者就这样按照其选定的单张尺寸进行生产。这些单张纸草可以用来写信或者写短的文件（《约翰福音》[9]第二章、第三章可以写在这样的单张上），但是用于抄写文学作品的纸草。却不这样单张出售，与之相反，是将若干张（普林尼的说法，mumquam plures scapo quam vicenae[从来不超过20枚]，似乎最多以20为限）并排粘连，形成一个不间断的长卷，以这种形式在市场上销售。当然，作者的书写并不受所购纸材单位长度的限制。如果他书写的内存没有达到20张所粘成之一卷的长度，他可以裁掉多余的纸。如果内容过长，他可以在第一卷后粘上第二卷。有人将普林尼的说法误解为：作为一卷完整的书而制成的纸草卷从来没有超过20张纸的；但这种说法本身是荒谬的（因为它意味着纸草卷最长不超过15英尺），而且已为事实所证伪。

当卷子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缮写并发行流布[10]时，其长度的确定，无疑是一个方便和习惯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一事实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幸存下来的纸草卷证据来判断当时的主流风尚。这里我们发现，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纸草卷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埃及卷子常常超过50英尺，有时候甚至会超过100英尺；下面是几个例子：

哈里斯（Harris）纸草Ⅰ（B.M.9999），133英尺×17英寸。

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纸草（B.M.10554），123英尺×19英寸。

阿尼（Ani）纸草（B.M.10470），76英尺×15英寸。

当然，几乎所有这些都是亡灵书的葬礼册，并不是为了让人阅读，而是要随富有的墓主人下葬，而文学性文本通常是写在比这些要短得多的纸草卷上；不过最长的那个，也就是133英尺长的哈里斯纸草，却是关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颂诗体编年史。

希腊纸草的数据与之迥异。下面是一些例子，有的来自于对少数幸存下来的完整卷子的直接测量，更多的则是来自于根据已知作品的残篇的估算。

P.Grenf.4（《伊利亚特》，xxii-xxiv），35英尺。

P.Oxy.224（欧德庇得斯《腓尼基妇女》），34英尺。

B.M.108+115（希佩里德斯，三篇演说辞，不完整），28英尺。

P.Oxy.26（德摩斯梯尼《导言》），约28英尺。

P.Oxy.27（伊索克拉底《召抵》），25英尺。

B.M.16（修昔底德，第四卷），23英尺。

B.M.128（《伊利亚特》xxiii，xxiv），20英尺。

P.Tebt.265（《伊利亚特》，ii），约19英尺。

B.M.132（伊索克拉底《论和平》），14英尺。

那么最终结果似乎就是，我们可以把35英尺看作是正常希腊文学纸草卷子长度的极限。只有两个例外，似乎需要更长的纸草卷，这就是“皮特里纸草”（P.Petrie）5（公元前3世纪，内容是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奥克西林库斯纸草”（P.Oxy.225）（公元1世纪，内容是修昔底德第2卷），每个都要占据50英尺长的纸草卷。因而，或者以上这两种书的相关内容本来分为两卷，或者它们必须视作例外。常规似乎已在广泛证据基础上得到了很好的确立。

卢浮宫所藏希佩里德斯，4英寸。

P.Oxy.842（埃福罗斯《希腊通史》），4英寸。

P.Petrie5=B.M.pap.688（柏拉图《斐多篇》），3英寸。

B.M.pap.133（德摩斯梯尼《书信》），3英寸。

每一栏的行数，以及每一行（散文）的字母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书写纸草的尺寸。不过，列出一些数据也有其用处，因为校勘[14]家往往在估计一行或者一栏大概容纳多少文字的基础上斟酌其推测性修补。在具体纸草卷中，每栏的行数通常不会有太大变化，但也罕见绝对划一。另一方面，每一行的字母数，常常变化很大。书写者并没有着意（就像中世纪皮纸写本那样）将其文本的栏面写成一个方正的矩形。栏的外边（右边）允许参差不规整。关于两行之间所允许的词的分割，有着严格的规则，书写者会延长或者压缩一行的字母数，以使行末恰为一个词的词尾或者规则允许的词的切分处。如果行短，常常用一种小的填充符号（＜）。

每栏少于25行的情况，至少可以说是很少见的；同样地，每行少于16个字母的情况，也很少见。正常的数字可能是每栏25行至45行之间，每行18个字母到25个字母之间。有些抄卷，栏特别高，或者字特别小，超出了上面所说的规格，但它们很少见。同时也有些抄卷，低于这些规格；不过，即使是纸高只有5英寸，可以当作袖珍本诗卷的海罗达思纸草书，每栏也有15～19英寸（通常是18英寸）。纸高相同的希贝赫纸草书Hibeh Pap.6（是一个喜剧），每栏有23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认为每栏的行数或每行的字数是固定的那种种揣测，就纸草文献而言，是不可靠的。

一卷开头，似乎常常有大约一栏宽的纸空下来，其目的无疑是要让读者阅读时便于手执，同时也保护文本，使其免受意外的破损。这个空白并没有像有人所想的那样，用来写上书名。书名，如果有的话，也是在卷末，一如早期印本那样。这似乎意味着，当一个卷轴被阅读完毕时，其卷末朝外；而且由于人类的惰性，阅读者十有八九会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不会不辞烦劳地重新卷过以使卷首朝外。因而下一个读者将只好通过检视外露的卷末来确定图书的内容。

要完成对纸草书的描述，还需要提到一些特定的附件。我们从拉丁文献的记述中得知，任何像样一些的书，在纸草卷的末端都会用一个轴棍，而且这个轴棍的两端饰以突出的球柄（cornua，umbilici），其形状和颜色可以有很多种。就我所知，这类实物尚未发现；所以绝不能把这当成较低廉的书的特点。不过，有时候书卷的末端会用上特别厚的纸草以期结实耐用；而我曾见过一些焚余[15]纸草卷，一端粘着羽翮，作为轴棍。有时候纸草卷子会配上一个皮纸封套（membrana），不用的时候加以保护；而这封套可以用彩色加以装饰。现代图书封面上题署的功能，在纸草书，则是由一个突出的标签充任，标签由莎草纸或者皮纸制成，上面写着该书的书名。当在书架上卷子横放在书函（scrinia）里或竖放在书筒（capsae）里（图像和文字记录显示，卷子常常贮于其中）的时候，标签朝外飘垂。有一些实物存世。

正常情况下，纸草卷只写一面，写在纸草纤维为横向的这一面（称作recto）。如果文本继续写到了背面（verso），卷子则被称作opisthograph（“背面书写”，也就是两面都有字）。就现存实物来看，这类卷子是非常罕见的。据我所知，最重要的实例是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大的魔法抄卷（B.M.pap.121），但是文献中有关此类书卷的若干记述，一般都透漏出这样的信息：它们或者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或者根本不欲发行。小普林尼在描述其舅父的庞大工作量时，说他留下了一百六十卷的笔记，用极其小的字体，正反两面书写。琉善[16]笔下的第欧根尼告诉他的弟子说，他注定要过的贫困生活有一个弊病，那就是他的行囊里将塞满正反都写字的书。另一方面，当玉外纳[17]（i.1.5）将一首超长的诗描写为“summi plena iam margine libri Scriptus et in tergo necdum finitus Orestes”（“页眉页边以及背面全部写满犹未终卷的《俄瑞斯忒斯》”），或者当以西结[18]在其想象（ii.10）中所看到的、一卷书里里外外写满了哀恸、悲叹和忧伤的时候，他们所强调的，与其说是作者的贫窭[19]，不如说是素材的多余。通常情况下，如果发现在纸草背面写有文字，一般会认为都是书写者不能或者不愿拿出新的纸草，转而利用已写有其他作品的纸草的背面。显然，这类书或者是意在留为己用，或者，如果用于出售，则代表着最低廉的图书制作。值得注意的例子如：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是写在一卷农书的背面；希佩里德斯的《葬礼演讲》，是一个学生写在一卷星相论文的背面；那篇奥克西林库斯历史书（P.Oxy.842），是写在一张土地登记表的背面；品达的《阿波罗颂歌》（P.Oxy.841）是写在一张名单的背面；还有（较为罕见的一个利用文学作品的背面的例子）《希伯来书》，是写在一卷李维纲要（B.M.1532=P.Oxy.657，668）的背面。

由于所用纸草卷的长度的限制，故而稍长一些的作品，单独一卷就容纳不下，一卷总共可容纳多少，以下的说法可以给出个大概：大约32～35英尺长的纸草卷可以容纳（字体中等）《新约》中较长的一卷书（《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者《使途行传》），或者修昔底德的一卷，但也就仅此而已。希罗多德前四卷和第七卷大约长出25%；其余四卷则稍短一些。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的分卷则相当短，其两卷所占的空间大致相当修昔底德的一卷。《伊利亚特》的两卷或三卷相当于通常一卷的容量；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20英尺长的纸草卷，品质中等偏上，内容是《伊利亚特》最后两卷。P.Oxy.448在不超出正常规格的情况下可以容纳《奥德赛》最后六卷；不过是写在纸草卷的背面，所以不算是正常图书生产的例子。将一卷（a single book）分割成两卷（two rolls）的做法，尚未见其例；因而小普林尼，在描述其舅父的工作的时候，说“学者的三卷书，分割成六卷”（‘studiosi tres（libri），in sex volumina propter amplitudinem divisi’），不过，这也意味着这种做法并不常见。

卷轴狭小容量的另一个后果是，不可能存在一个作家的集子，除非是指载有其作品的诸卷轴可以放在同一个书筒里，书简上带有“荷马”“修昔底德”或者“柏拉图”等的标签。只有在册页书，特别是皮纸册页书发明之后，容纳一个作家全部作品的全集书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一部作品的大受欢迎，并不能让同一作家的其他不那么受欢迎的作品一同不朽，而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的七部戏剧留存了下来，其余作品却销蚀净尽的情况，也就是司空见惯的了。

古希腊、古罗马在其文学全盛时期的图书的形制，我们现在已见其大概。合起来不用的时候，是一个浅色材料制成的卷轴，一般高约9或10英寸，构成一个直径大约为1英寸或者1英寸半的圆柱体。展开的时候，显示出一排约3英寸宽的字栏（如果是诗歌作品的话则要更宽一些），栏间有大约半英寸的空白，其页眉页脚所留空白，因图书制作之奢华程度而有所不同。其总长一般不超过35英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用右手展开，用左手卷拢。不用的时候，则放在一个简里，或者搁在橱柜的一层上，可能会用一张皮纸包裏，其书名见一个突出的标签上。大的图书馆，譬如亚历山大图书馆，可能收藏有几万卷；但至少在希腊时代，大的私人藏书似乎并不常见。不过在亚历山大时代开始之后，小的藏书，譬如说一个橱柜或者一个小房间可以容纳的藏书，却很可能是大量存在着的。

本文节选自《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英]F.G.凯尼恩著，苏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34页。

【导读】

F.G.凯尼恩的生平，本书150页已有所介绍，他1912年被封为爵士，1913年担任古典学会会长，1917年成为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1918年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古代史教授，1919年成为希腊学研究学会会长，在纸草研究方面贡献巨大。

纸草是古埃及文明留给后世的极辉煌的一项遗产之一，在人类文明史、出版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世纪末，埃及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古代纸草文献如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等，为出版学、古典学、古文书学、人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聚焦于纸草文献的整理、翻译、研究和保存的“纸草学”（Papyrology）一时成为显学。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作为纸草学的根据地，所藏纸草文献蔚为大宗。在这两处学习、工作的凯尼恩适逢其会、应运而出，毕生致力于纸草文献的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且著作等身。

本书是1932年3月凯尼恩应邀在伦敦大学所做的三个讲座的总结。在此之前，古典学研究习惯从文艺复兴开始叙述，因为文艺复兴之前的书籍资料十分匮乏。但在埃及纸草文献被发现后的几十年中，有关古代希腊罗马图书生产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特别是在以纸草为主要书写材料的那一时期。凯尼恩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对过去几十年的新成果进行整理和展示，方便学者。同时，他还希望通过比较从荷马时代到公元4世纪皮纸取代纸草这段历史时期之内的各种各样的图书构成方式，展示图书的材质和形制对文学历史和考据的影响。

选文将研究重点置于纸草书在古希腊时期的迅猛发展与繁荣景象，基于研究统计数据，探讨当时纸草书的出版制度和出版规范；并从时间和空间上描绘出纸草书这一出版载体在出版史长卷上的瑰丽图像。

纸草书诞生于古埃及，是由一种叫作纸莎草的水生植物的木髓加工而成；后传入古希腊，并得到广泛应用。作者认为古希腊时期出版物的主要出版载体即为纸草书。因此在当时，人们对纸草书的使用制定了严格的出版规范并另形成了约定俗称的出版习惯。在古埃及，纸草的供应受政府垄断，而古希腊时期则相对自由。对于纸草书的规范不仅是原料层面上的限制，纸草书的品质也从优到劣被分为多个档次，并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克劳迪亚，奥古斯都，利维娅，神圣的纸，剧场纸，范尼乌斯纸，赛斯纸，泰尼亚纸，店铺纸）。不同品质的纸张所对应的纸张宽度也有所不同，大致符合“越优越宽”这一规律，且品质优良的纸张宽度在12英寸左右。纸草的基本制作单位是“张”，而纸张上的文字则以“栏”为基本单位。正常的数字在每栏25行至45行之间，每行18个字母到25个字母之间。不难理解，单张的纸张与多张粘连成卷的纸草书在出版形式上有显著的差别；同样，由于栏数的不同，栏宽与边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为此，作者基于现存的纸草卷样本进行研究，从而可以分析出：纸张大小大致为11英寸×8英寸，边白与现代图书近似，栏宽则分为3.5英寸的格外宽和2英寸以下的格外窄。此外，页眉比页脚更大一些。

选文更进一步阐释了纸草书作为出版载体时的储存方式。在纸草卷的末端会附着一个轴棍，并会饰以突出的球柄；有时，更高档一些，还会配上一个皮纸封套。在书架上的卷子存放在盒状的书函或桶状的书筒内，同时，纸草书的封面上配以一个突出的标签，写着书名。另外，与现代出版物不同，通常情况下，纸草卷只写一面；当然，在私下创作和低廉的图书制作中也存在双面写作的情况。另一个与现代的不同之处在于，纸草书的书名位于卷末。这是由于纸草书在存放时是以卷轴形式所保存，并且当一个卷轴被阅读完毕时，其卷末朝外，为了方便查找，书名便写在卷末。

虽然选文为作者全书的节选，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者在选文中独有见解地论述了纸草书这一极重要的出版载体的出版形式和出版规范，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厘清纸草书，就等于厘清了古典世界里文学出版的主要载体”这一开创性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瞥见作者在出版学、古典学方面极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高于常人的学术创新力。这也是选文能称得上出版史中近现代纸草书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的原因。

（张逸斐 黄锦烨）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希罗多德（约前480—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该书被称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其本人被誉为“历史之父”。

[3] 抒情诗时代：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

[4] 狄奥弗拉斯图（约前371—前288）：古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弟子，逍遥学派第一任领袖。

[5] 木髓：即树芯，位于年轮最中心。

[6] 缮写：即誊写。将记载在某一出版载体上的出版内容移抄至另一出版载体上。

[7] B.M.：此处为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物编号，下文中B.M.亦是如此。

[8] 狄克提斯：克里岛的作家，描绘了特洛伊战争。

[9] 《约翰福音》：《新约圣经》中一卷，共21章，原文为希腊文，叙述以犹大为主，着重记载一些神学性的谈话。

[10] 流布：流传散布，不常见。

[11] 《奥德赛》：荷马所创史诗，共24卷，12000多行，被誉为西方文学的奠基之作。

[12] 迥不相侔（móu）：指完全不相同的意思。

[13] 安色尔字：即用安色尔体撰写的文字。安色尔体，起源于古罗马手写体，是大写体向小写体的过渡。

[14] 校勘：对书本、文章进行更改、勘正。

[15] 焚余：一般用于经烧毁后残存的文献、书籍。

[16] 琉善（约125—180）：罗马帝国讽刺作家、无神论者，著有《诸神的对话》《一个真实的故事》。

[17] 玉外纳：古罗马讽刺诗人。

[18] 西结：以色列先知，被称为“犹太教之父”。

[19] 贫窭（jù）：意为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