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孔多塞
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而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且传播了进行教育的愿望和手段。
这些大大增多了的印本就以更大的速度在传播着,不仅是各种事实和发现获得了更广泛的公开性,而且它们还是以更大的敏捷性获得的。知识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普遍的交流对象。
人们曾不得不寻求各种手稿,正如我们今天寻求珍本著作那样。以往仅只是被某些个人所阅读的东西,这时已经有可能被所有的人都阅读了,并且几乎是在同时触及每一个懂得那同一种语言的人。
人们懂得了向分布在四方的各个国家讲话的办法。人们看到有一种新的论坛成立了,其中交流着虽不很活跃、但却更加深沉的各种印象,其中人们对感情所施加的暴政统治较少,由此理性就获得一种更为可靠和更为持久的力量;其中全部的优势都是有利于真理的,因为它那艺术是唯有在丧失了**别人的办法时,才获得了启蒙别人的办法。它所形成的公共意见,是由于共同享有这种意见的人数之多才有力量的,也是因为决定它的动机是同时涉及每一人(哪怕是距离最遥远的人)的精神而生气蓬勃的。于是,我们就看到建立起一座独立于一切人间势力之外的法庭,它拥护理性和正义,人们很难向它隐藏什么,而且也不可能躲避它。
新的方法,在应该导致一种新发现的道路上的最初步骤的历史,为它做准备的那些劳动,可能做出这种想法的或者是仅只激起人们愿望去追求这种想法的各种观点,这一切都会很迅速地传播开来,向每一个人提供一整套所有人的努力所能创造出来的方法;并且由于这些相互的支持,天才就仿佛具有了不止于成倍增长的力量。
每种新的错误从其一诞生就受到驳斥,甚至往往是在它得以传播之前就遭到打击,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在人类的精神之中生根。从幼年时起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接受并被认同为每个个人的理性的那些错误,以及恐惧或者希望使之对于脆弱的灵魂成为可爱的东西的那些错误,现在都被如下的这一点一笔勾销了:即,要禁止对它们加以讨论,要掩饰它们是可以被驳斥和被摒弃的,要反对真理——真理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终于会使人认识谬误——的进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正是由于印刷术,人们便有可能传播涉及当前局势或流行意见的种种著作;因此,在任何一个地点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引起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的普遍关注。
不求助于这种艺术,人们又怎么能够成倍地增加那些针对着每一个阶级的人和针对着每种不同教育程度的书籍呢?唯有长时期的讨论才能够给各种疑难问题带来确凿的知识,并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确切肯定那些过分抽象、过分微妙、过分远离人民的偏见或学者们的共同意见的真理,而不至于很快地被忘掉或被误解;纯基础性的书籍、字典和仔细收集有大量事实、观察和经验的那些著作,其中展现了一切的证明,讨论了一切的疑问;那些珍贵的集成所收罗的,或是人们对某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所曾观察的、写过的或思想过的一切东西,或是同一个国度所有学者每个年度劳动的成果;那些各种各样的图表之中,有些是把人类精神非经历艰辛的劳动就无从掌握的成果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另有一些则可随我们的意而展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实、观察、数字、公式和事物,而最后还有一些则是以方便的形式、以有规则的秩序提供了天才们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真理来的资料,所有这些能使人类精神的进程更加迅速、更加确实和更加便利的手段,也都是印刷术的恩赐。
当我们来分析民族语言之取代了各个国度的学者在科学上使用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共同语言的作用时,我们还将再次指明这一点。
最后,印刷术不是把对人民的教育从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吗?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专制主义枉然想要侵犯所有的学校;专制主义枉然想要严酷的体制永恒不变地固定下来以规定以哪些错误去污染人类的精神,哪些真理是应该下令予以保存的;专制主义枉然严命那些从事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都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有那么大量的不同书籍、同一部书又有不同的版本和重印本——它们顷刻之间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加——人们又怎么可能充分确凿地封闭起使真理得以引进的所有门户呢?当只不过毁掉一部手稿的几个抄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时候;当禁止一种真理、一种意见过了若干年之后就足以把它浸没在永恒的忘却之中的时候——即使在那时候也都是很困难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却是保持永无休止的、不断更新的警惕和永不停息的活跃,那岂不是就变得不可能了吗?
本文节选自《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法]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2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法国学者孔多塞所著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文中叙述了“第八个时代”,即从印刷术的发明下迄科学与哲学挣脱了权威的束缚的时期。
孔多塞(1743—1794),又译康多塞,出生于法国里布蒙,他热爱数学和哲学,早年以数学研究而享盛名,孔多塞1769年入法国科学院,1783年入法兰西学院,1785年负责法国科学院的工作。他是18世纪法国最后一位哲学家,被称为“法国启蒙运动中最后的英杰”,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誉。孔多塞有两个方面的理论主张,一是主张社会政治研究必须引用数理方法,比如他提出的“投票悖论”[2],就是从数理角度解读政治活动,二是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出“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成为西方历史哲学中历史进步观的奠基人之一。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孔多塞为当时执掌共和国政权的吉伦特派撰写了新宪法的大部分草稿,但是随着吉伦特派被雅各宾派取代,1793年7月,雅各宾派对他实施缉捕。在他长达九个月的逃亡生活中,朝不保夕的孔多塞却写出了满怀乐观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年3月29日,孔多塞在牢房中去世。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18世纪启蒙哲学的经典,宏观透视人类进步的历史,对人类的历史做出了乐观的展望。孔多塞认为,人类精神的进步是永无止境的,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对应了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孔多塞把人类精神进步分为包括古希腊时代、古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等阶段在内的十个阶段。在前九个阶段的进程中,孔多塞主要是在梳理历史进程中的理性进步,而在第十阶段他展开了对于未来的展望,除了积极乐观的“进步史观”,孔多塞还表达出对于人类精神的发展将不断迈向自由的信心。其中,印刷术的发明开启了人类精神进步的第八个阶段。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对于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提及主要有两次。一是在随着农业民族进步开始的“第三个时代”,拼音书写被发明,二是在印刷术开启的“第八个时代”。孔多塞认为,最初的文字是象形的,只为少数人掌握,而且充满了隐喻,书写和口语完全是两套系统,其中暗含了权力。直到拼音书写被发明,书面语言和口语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此书面语言的传播更加容易,这为人类精神产品的传播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在第八个时代,印刷术带动了新的历史进程。首先,印刷术凭借相对较低的成本快速增加著作的印数,为有阅读能力的人提供了书本,满足了不同的阅读需求;其次,由印刷术带来的知识可得性直接刺激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公众对教育的渴求日益强烈,印刷术使得教育的手段得到了提升;最后,印刷术使得事实的公开和传播成为可能,观点的交流向世界各地蔓延。由此,印刷术的发明使知识的大量沟通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和人类理性的发展。
印刷术对“知识拥有”垄断的打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知识的获得具有很强的阶级性,而印刷术所带来的低成本的、快速的重复生产,使得人们的思想和观点能够实现交流和碰撞。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更多的人参与到对于社会的思考和讨论当中,观点的流通成倍增加。与此同时,比起口头的宣讲,纸质的呈现更能传递深度的思考成果,因此晦涩难懂的思想和深奥复杂的公式,在这个时代终于有条件被理解,由此带来的变革力量是巨大的。在这个时代,科学的进步是迅速而辉煌的,除了人文艺术之外,最重要的进步涉及代数、物理、博物学和化学等领域,伽利略发现了落地定律、哥白尼纠正了宇宙体系,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轨道运行的定律,都是这一时期的光辉成果。
此文虽然只是《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的一节,但是从文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刷技术对理性进步的推动作用,技术的重要性在本章中充分体现。孔多塞认为,印刷术时代所开启的文明,除了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促进了观点之间的沟通。不同的思想通过印刷品得到更加有力的传播,引起使用同一语言的人的普遍关注,知识人士通过长期、反复的讨论,真知灼见逐渐显现。并且印刷书籍的存在对权力阶级是一种威胁性的武器,孔多塞在文中提到,“最后,印刷术不是把对人民的教育从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吗?”知识和理性思想,通过印刷术显示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再也不会因为几本手抄书的毁坏就被湮没。
人类的理性和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步。孔多塞笔下的第八个时代,是建立在印刷术这一出版技术的基础之上的。站在这个时代,理性和权威不断争夺自己的领地,人类理性凭借印刷术的助力逐渐占据优势。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理性战胜蒙昧、科学战胜迷信、自由战胜奴役的历史。
(李永宁)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投票悖论:也称为是“孔多塞悖论”,指的是在通过“多数原则”实现个人选择到集体选择的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非传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