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弗朗西斯·培根

一一〇

还有属于另一种类的发现尚待指出，它们证明着有许多高贵的发明可能就在我们脚边，而人们却踏过而无所见。尽管在火药、蚕丝、磁石、糖、纸以及类此等的发现方面来看是有赖于事物自身的以及自然的某些性质，说到印刷这个方术方面，无论如何总没有什么不是显明易见的东西了。但是就在这里，由于人们没有见到：排版虽比手写较难，但二者却有一种区别，即一版排出可有无数印本，而手写则只能有一本；也或者又由于人们没有见到：墨水可以浓化到能印而不流（在字型朝天由上下印时更是如此）；——我说，只是由于人们没有见到这些事情，就空过了这悠悠岁月，而没有做出这一大有助于传播知识的最美妙的发明。

在这一种发明的进程中，人心方面有着这样一种别扭情况和不顺当的根性，开始是不信赖它自己，随后又蔑视它自己：起初不相信任何这类事物能被发现，既经发现以后则又不能理解何以人世与它迷失如此长久。正是这一情况本身大可取作希望的又一论据；这就是说，还在大量可以发明的东西留在那里，不仅可用那些尚待发现的做法，就是借助于上文所说的“能文会写的经验”来把那些已有的做法搬运、比较并应用一番，也能把它们推演而揭露出来。

一一一

希望的根据还有一点也不可略而不论。让人们但想一想他们在效用远差、价值远低的事情和业务上对于理解力、时间以及资料的无限耗费吧；只要把其中一小部分移用于健全而坚实的研究，就没有任何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了。加论这一层，我想是有好处的，因为我明白地承认，要照我所设想的亦是它所应有的样子来集成一部自然史和实验史，确是一件伟大的，亦可说是庄严的工作，而且也是需很多劳力和费用的。

一二九

说到这里，只有再就心目中这个目标的卓越性略谈几句了。这些话若在早先说出，或许被看作空疏的愿望；现在希望既经鼓起，不公正的成见既经消除，再说这些话也许就有较重的分量。再说，假如我自己业已把一切做完，而没有机缘再邀请别人来帮助和参加这个工作，那么直到现在我也仍要避免说这些话，以免人们会认为我是在宣布自己的功罪。但是由于我要促进别人的努力和燃起他们的热情，那么我就该使人们留心到某些事情，这却是适宜的。

首先要说，引进著名的发现，这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应该高居首位，这是历代前人所作的评判。历代对于发明家们都酬以神圣的尊荣；而对于功在国家的人们（如城国和帝国的创建者、立法者、拯救国家于长期祸患的人、铲除暴君者，以及类此等人）则至高不过谥以英雄的尊号。人们如正确地把二者加以比较，无疑会看出古人的这个评判是公正的。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此外，国政方面的改革罕能不经暴力与混乱而告实现，而发现则本身便带有福祉，其嘉惠人类也不会对任何人引起伤害与痛苦。

再说，发现可以算是重新创造，可以算是模仿上帝的工作，正如诗人说得好：

脆弱的初民不知道耕稼，

雅典人首先播种真伟大，

从此生长出油油的田禾，

再造了我们下界的生活。

说到这里，可以指出梭罗门[2]（Solomon）确有值得称道之处。虽然他在统治帝国方面，在金银财富方面，在丰功伟业方面，在朝廷家室方面，在舰队武备方面，以及在名耀海内敬在人心等一切方面莫不显示其伟大有力，可他都不把这些引以为荣，却只说道：“上帝的光荣在于藏物，国君的光荣则在于把它搜出”。

其次一点，让人们想一想在欧洲最文明的区域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生活是怎样大不相同，他们就会感到“人是人的上帝”这句话乃是有道理的，不仅从人们所得到的帮助和福利说来是这样，从生活情况的比较说来也是这样。而这个差异却是从何而来呢？这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这个差别只在方术。

复次，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本文节选自《新工具》，[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5、86、102、103页。

【导读】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也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马克思认为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其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增进》《伟大的复兴》等。培根晚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以《伟大的复兴·新工具》最为显著。

《新工具》是《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全书共两卷，共182条格言。选文选自《新工具》第一卷中第110、111和129条格言。整体而言，《新工具》批判了经院哲学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然的解释者。还较全面而详细地分析论述了归纳法，为归纳逻辑奠定了基础。同时从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来说，它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做准备，为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根曾公开表明，写作《新工具》一书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的理智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即新的认识工具，这就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经验论基础上的归纳法。他把自己系统阐述归纳法的著作，称之为《新工具》，目的是为了与亚里士多德阐述演绎逻辑的著作《工具论》相对立，充分体现了他的奋斗精神。

本文第110条和第111条格言说的是许多伟大的发明并不是十分艰难晦涩的发明，比如印刷术，如果人们能早点发现并认识到一次排版可以印刷多次以代替手写的进步性，墨水可以浓化到只印不流的地步，那么这项技术就会早点面世。培根是以印刷术为例谈发明与人的关系。希望人们能够有扎实的研究态度和善于发现的眼睛。第129条格言则是说发明发现的力量，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培根仍是以印刷术为例，他认为欧洲最文明的地方和新印度最野蛮的地方之间人们的生活上有极大不同是因为印刷术得以先传入欧洲，促进欧洲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而新印度由于印刷术尚未普及，文明尚且野蛮。“这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这个差别只在方术。”

选文并没有长篇大论地介绍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而是从两个角度给予思考，一是印刷术作为一种伟大的发明并不是基于十分复杂的实验方法，更多的是要求善于发现，二是印刷术的普及，对文明文化带来的颠覆性变化，将最文明的欧洲与最野蛮的新印度进行对比，鲜明而又强烈。技术对于社会的作用是通过各种社会活动践行，对于印刷术这一出版技术而言，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出版活动实现其对社会变化的重要影响。欧洲的文明和印度的野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版活动的频繁与否造成的。通过寥寥数语体现出印刷术这种机械性发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光辉。

本文主要是从技术和工具的角度切入，带着培根特有的思辨方式去思索出版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的发明发现，由出版技术衍生而来的出版活动和出版成就，如同火药、磁石一般，让培根得出“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明”这样的结论。

（周家翠）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梭罗门：有译为所罗门，古代犹太王国的国王。所罗门在位时，是古代以犹太王国最强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