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乔治·C.瓦伦特

战俘是最受推崇的祭品，愈是最勇敢和军阶最高的俘虏，愈要被当成祭品杀掉。奴隶只在一些次要的仪式中被当成祭品。在为了保证作物得到更好生长而举行的庆丰收仪式上，偶尔杀一些妇女和儿童。阿兹特克人有时还举行食人宴，认为一个人吃了人肉可以吸收牺牲者的精髓。然而，人们不能把这种习俗当成是一种恶习看待。放出自己身上的鲜血，是获得神灵保佑的另一种办法。人们还进行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忏悔，例如：用石刀切掉自己身上的器官，或用龙舌兰[2]刺穿透自己的舌尖。社会地位愈高的人和对仪式知识了解愈多的人，愈是更加严格地接受宗教斋戒、忏悔和拷打。因此，祭司更加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更加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一生，努力为社会的兴盛而尽职尽责。

阿兹特克人的绘画文字虽然很少讲到使用牺牲者的人数，但认为人祭和忏悔是自然的事情。在现存的手抄本中，实际上只有一本记录了每月的仪式活动；另有一本征服后[3]的复制本，记录着特诺切蒂特兰大神庙扩建时用2万人做祭品。西班牙人的叙述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的叙述，都肯定了这个数字；但是，现在很难证明基督徒是否出于同情心而夸大了事实，以及夸大了多少。一名征服者在特诺切蒂特兰的栅栏周围数出几千个头颅的记述，似乎证明了如下的事实：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印第安人的伟大保护者拉斯·卡萨斯[4]，在他要求公正对待新西班牙印第安人的特别请愿书中，曾把杀人祭祀的材料删除掉了。

除了负责这些令人恐怖的仪式活动之外，祭司们还承担其他比较和平的义务，如教育青年识字和记叙历史的秘诀。阿兹特克文字是绘画文字，正在向音节文字发展。在埃及的圣书文字[5]发展过程中，音节文字是一个重要的阶段。阿兹特克文字没有字母；但一种动物的图形可以与另一种动物或事物的图形结合起来，产生属于音节范畴的第3种意义，这与我们制作字谜的方法非常相像。阿兹特克人在写他们的首都名称时，就用一块生长着一个仙人掌（nochtli）的石头（tena）来表示；潘特佩克镇被描绘成一个普通山丘（tépec）上插着一面旗子（Pantli）。这样，颜色、位置、词形变化和缩写，都可以用来帮助标意。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如用脚印表示出行或走路，用盾牌和木斧表示战事，用一具捆绑的死尸表示死亡等，则具有纯粹的动作含义。

图1 阿兹特克数字和计数方法

a）1，一个圆点或一个指头；b）20，一面旗子；c）400，代表头发的符号；d）8000，一只提包；e）10，宝石面具；f）20，颜料用胭脂虫口袋；g）100，可可豆口袋；h）400，仙人果蜜罐；j）800，一束玷巴树叶；k）20，装1600粒可可豆的篮筐；l）402，露出两个指头的棉布披巾。

阿兹特克文字没有办法进行一般性描写或表达抽象的概念。但是，征服后用西班牙语或纳瓦特尔语写成的完整的历史事件则表明，可能是当作歌曲或神话来学习的传说，使这些手抄本的记述变得非常完整。

计数系统是20进位制。我们以10为单位计数，阿兹特克人则以20为单位计数。阿兹特克人用圆点来表示1到20的数字，尽管在米斯特卡这个地方把这个计数系统简化为用一横表示5，两横表示10，三横表示15。阿兹特克人用一面旗帜表示20，两面旗帜表示40，直到400。到400即20×20时，则用一棵枞树（意为“像头发一样多”）来表示。第四位8000（20×20×20），用一只大提包来表示，因为它可以装下几乎是不可数的可可豆（见图1）。

一本征服后成书的手抄本，所用的计数法不再是出自土生的阿兹特克计数法，而是借用了欧洲人的方法。例如，用遮住一块圆盘的1/4、1/2或3/4部分的方法，来表示分数。按同样的办法，这176本手抄本还在20的符号——旗子的一定部位涂上颜色，用以表示5或5的倍数；而且，它还在400的符号中划上等比线条，以表示100、200或300。

阿兹特克人自己编写的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古代岁月和当时事件、年代计算法、每年编出的故事、每年的特殊事件、每日的账簿以及日常记事或日记。现在出版了一些有关阿兹特克古代史和当代史的材料，但那些收藏在一些图书馆中的短篇编年史，则连一篇也未出版。这些短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收入《特洛辛地图》和《索洛特尔手抄本》中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历史事件、与事件有关的人民或部落以及事件发生地点，并用他们的绘画文字为每次事件、每个部落和每个地方命了名。在讲到日期时，附加了年代名称。这类编年史（特斯科科的编年史）是相当复杂的，但幸运的是，有的编年史在征服之后增加了难解词语释疑。

另一类编年史记录了年代顺序，一年接一年地记下了阿兹特克历史的整个过程。像征服活动和酋长逝世这类事件，以适当的形式被画在相关年代的符号的附近，并且有时还用直线把二者连接起来（原文“接起来”位置错误）。特诺切人的编年史有：《博图里尼手抄本》，1570年和1590年版本；《特列尔—雷门斯手抄本》；《梵蒂冈复制本A》；《墨西哥历史》；《特佩切潘地图》。这类编年史大多数仅限于特诺切蒂特兰。由于自1400年以后的特诺切人历史比以前更准确，这不免使人对伊特斯科亚特尔[6]下令焚书后再无新的书写形式产生提出疑问。

除了编年史和宗教历法以外，阿兹特克人还留下了贡品记录单。这些贡品记录单对今日的研究非常有用，因为在每页上记载着献贡的村庄名称。在写成纵行的村庄名称旁边，则记录着这些村庄贡出的金子、装饰品或布匹的数量。由于这些村庄的地理位置大部分都是已知的，我们便可以据此确定每个地区的主要产品。另外一些编年史，则记录着一些家族的世系、其所占的土地和其他有关家庭经济的主要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为了使印第安人能够理解西班牙的法律和进行诉讼，西班牙人在征服后进行民事记录，如记录纳贡者名单、法律诉讼以及其他类似事情，一方面使用西班牙语，同时还使用土著人的书写方法。尼古拉斯·特斯特修士曾试图把绘画文字改变成表义文字。结果是，圣父这个词用阿兹特克绘画文字来表示后，其形象实在让人惊讶。这是一个十分麻烦的计划，不久就抛弃了，最后用罗马字母创制了纳瓦特尔词汇。但是，阿兹特克人的许多编年史能够传下来，应当归功于阿兹特克绘画文字的作用；由于这一点，阿兹特克编年史的大部分篇章，连同他们的口头传说，才得以用罗马字母同时复写成西班牙文和纳瓦特尔文。我们对阿兹特克人的历史和习惯的知识，就是从这些文本中得来的。

绘画文字的不便之处，是它在表达抽象概念时有局限性甚至无能为力。在涉及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时，周期性计数法产生了极大混乱。对绘画文字来说，精确仔细的书写十分重要，一条模糊不清的线条可能会使意思完全不同。但是，在用阿兹特克文字书写的史书中，最糟糕的是它的乡土观念，因为书写者只看到与本族有关的事物，不关心其他公社的内部事情。绘画文字表明原始公社的目光都是纵向的，即由人到神看世界。他们没有横向看问题的兴趣，也就是说，他们不向外部看，不关心其他人们的生活和事务。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兹特克人的各个公社对外界事务的态度，还是值得专章描述的。

本文节选自《阿兹特克文明》，[美]乔治·C.瓦伦特著，朱伦，徐世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218页。

【导读】

乔治·C.瓦伦特（1901—1945）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墨西哥考古部名誉负责人、墨西哥全国人类学博物馆名誉教授。从20世纪20年代起，墨西哥国内外一直在进行对阿兹特克文明的复原工作，期间有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阿兹特克文明的大致面目已被学者们较好地勾画出来了。在许多研究阿兹特克文明的学者中，瓦伦特占有重要地位。《阿兹特克文明》是瓦伦特多年的研究成果，他凭借扎实的野外考察、翔实的资料和数据，用宏大而客观的历史视角，向我们再现了神秘而光辉的阿兹特克文明。书中闪烁着历史与现实碰撞的火花：阿兹特克人的习惯、风俗和心理，构建成了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阿兹特克文明》既有严谨的学术性，又有生动的可读性，被认为是人类学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同时又是研究阿兹特克帝国兴衰的一部权威著作。

此选文部分介绍了阿兹特克文明中的绘画文字，包括绘画文字的表现形式，由绘画文字所记载的阿兹特克人的编年史以及绘画文字的局限性等。世界一切文字发展的历史，都是由绘画到表形，进而为表意，最后为表音与标音。绘画文字是绘画走向形象性文字的过渡体，是作为文字意识记录语言概念，并走向一定的语音单位的压缩，是以全氏族（或部族）“能知”乃至于部分“能读”为基础的。[7]阿兹特克文字是正在向音节文字发展的绘画文字。

从书中的插图我们可以看出，阿兹特克的绘画文字是一种很形象的文字。在这种文字中，当把一种动物的图形和另一种动物或事物的图形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意义。例如，阿兹特克人在写他们的首都名称时，就用一块生长着一个仙人掌的石头来表示。因为根据传说，阿兹特克人得到神的启示，如果一只鹰站在仙人掌上啄食一条蛇，那就是定居的地方。1325年，他们在首领特诺克带领下，在特斯科科湖的两个岛上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城，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城。当时的潘特佩克镇则被描绘成一个普通山丘上插着一面旗子。除了阿兹特克人自己创作的文字外，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如用脚印表示出行或走路，用盾牌和木斧表示战事，用一具捆绑的死尸表示死亡等。

阿兹特克人的编年史是我们了解阿兹特克文明遗迹、重建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这些史书都是用阿兹特克绘画文字记述的，为我们展示了阿兹特克人的曾经岁月。这些编年史记载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特殊的历史事件外，还包括日常记事、每日账簿和年代计算法等。在已经发现的阿兹特克的历史资料中，短篇编年史依然被储存在图书馆中并未出版。这些编年史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收入《特洛辛地图》和《索洛特尔手抄本》中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述的是发生在阿兹特克的一些历史事件，阿兹特克人用绘画文字为每次事件、每个部落以及每个地方都命了名，把事件发生的地点、年代、与事件有关的人民和部落等都完整地记述了下来。但是这类编年史是相当复杂的，不过在阿兹特克被西班牙征服后，一些编年史对难解的词语进行了释义。第二类编年史记载的是年代顺序，将阿兹特克历史的整个过程按时间顺序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像征服活动和酋长逝世这类事件，以适当的形式被画在相关年代的附近，有时还用直线把二者连接起来。其他的编年史，则记录了阿兹特克一些家族的世系、其所占的土地和有关家庭经济的其他主要资料。

对于记载历史来说，绘画文字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描绘一些人物像时，其中产生的幽默不可能完全是记录者偶发的东西，而是从内心里受到感染的结果。因此，如果要表现出幽默，就要求绘画者赋予他们的人物画以人性，甚至随心所欲地将这些人物画的本来面目进行变形。所以这些由绘画文字记述的编年史材料，经常能够对某些历史小片段留下精彩之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作者瓦伦特认为阿兹特克的绘画文字比雕刻更有生命力。阿兹特克人的许多编年史能够传下来，也应当归功于绘画文字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阿兹特克编年史的大部分篇章，连同他们的口头传说，才能够用罗马字母同时复写成西班牙文和纳瓦特尔文。这对我们今天了解阿兹特克人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有着重大的作用。

但是作为一种绘画文字，其书写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每一个文字的书写都要精准仔细。因为对于图画来说，一条模糊不清的线条就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意思。这是绘画文字的不便之处。另外，阿兹特克的绘画文字是由绘画走向形象性文字的过渡体，这种简单的文字形式不具备复杂的表意功能。因此它在表达抽象概念时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这一局限性在阿兹特克人的编年史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由绘画文字所记录的编年史要具有吸引力，就需要强调那些本质的东西，并且删去靠图解讲不清的没有把握的东西。所以由绘画文字所呈现出来的编年史，并不是十分全面的历史。

最后，在阿兹特克的原始公社中，人们是具有强烈乡土观念的。所以这些由绘画文字写成的史书只记载了关于本族的事务，对其他公社内部发生的事情则并不关心。因此我们通过绘画文字所呈现的历史可以看出，阿兹特克原始公社的目光都是纵向的，即由人到神看世界；他们很少以横向的目光看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对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但是作者瓦伦特认为，阿兹特克人的各个公社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闫巧妹）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龙舌兰：多年生常绿大型草本植物，叶片坚挺，四季常青。

[3] 阿兹特克帝国在1521年被西班牙占领，其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被毁灭。

[4] 拉斯·卡萨斯（1474—1566）：西班牙天主教神甫，历史学家。

[5] 埃及圣书字由意符、音符和定符组成，是一种语词—音节文字。

[6] 伊特斯科亚特尔：阿兹特克国王，阿兹特克人的第四代首领。

[7] 姜亮夫：《古初的绘画文字》，载《杭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