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迈克尔·伍兹 [美]玛丽·B.伍兹
公元前8000年左右,北非湿润的气候变得干燥,该地区采猎者开始向着埃及的尼罗河东迁。尼罗河全长6671千米(4145英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2]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们已经沿河建立了永久性居住地。尼罗河每年7月都会泛滥,淹没两岸的土地,洪水浸透了土壤,并且使肥沃的淤泥沉淀在周围的田地里。
尼罗河沿岸生长着很多植物,早期的埃及农民在此种植小麦、大麦、蔬菜和水果。纸莎草[3]同样在埃及肥沃的淤泥中蓬勃生长,凭借这种植物,埃及人改变了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
纸莎草造纸
纸莎草长在小溪与河流中,这种植物有三角形的茎,其宽度可能超过5厘米(2英寸),能长到4.6米(15英尺)高。古埃及人将这些茎干制成了早期的纸张。
造纸工匠将纸莎草的茎切成狭窄的长条,并且去掉纤维的内层;将数根长条并排放置在一起,边缘几乎不相互接触,形成一个又长又窄的矩形;将较短的纸莎草条布在上层,与下方的纸莎草条形成直角。随后,工匠用水打湿纸莎草条,用锤子敲打,用重物压,压力将两层纸莎草黏合到一起。工匠将由此形成的片状物晾干。随后抛光它们,这样造出的莎草纸既亮白又光滑。
造纸工们常常将多至20张莎草纸黏在一起,制造出超过9米(30英尺)长的纸卷。如果方法正确的话,纸卷各页之间的接缝几乎看不出来。
“莎草纸的本质同样是为了进行详细记录(讲述),一卷卷的莎草纸推进了人类文明,不仅在当世是如此,在后世仍能让人铭记”——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706年。
目前已知最早的纸莎草制成于约公元前3100年,考古学家在一座埃及古墓中发现了这一纸张。纸莎草从埃及传播到了其他古代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或前7世纪到达了希腊,此后到达了罗马。由于这一材料昂贵又稀有,埃及统治者曾对莎草纸的贸易严格控制。英语单词纸莎草(papyrus)可能源自埃及词语pa-en-per-aa——“法老[4](国君)的原料”。
宗教雕刻
古埃及的图画书写体系——象形文字(或称圣书体、碑铭体),是最容易识别的古代字体之一。象形文字的英文单词“hieroglyphic”来自两个希腊词汇:“hieros”,表示“神圣的”;“glyphein”,表示“雕刻”。
埃及象形文字[5]主要使用两种符号: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表意符号是代表具体物体或者想法的图画,比如,一幅太阳的图画表示“太阳”或“白天”。表音符号是“声音符号”——代表具体声音的图画,有些表音符号代表一个单音节;另一些则表示两个或以上音节的结合。通过将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一起使用,古埃及书写者可以非常细腻地表达许多想法。
在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的数个世纪中,古埃及人主要将象形文字用于纪念碑和庙宇的宗教铭刻,他们将这种字体称为“神的文字”。后来,商人与政治家们同样也依赖这一体系。书吏,即受过训练的书写者,用墨水将这些符号写在莎草纸上,或者将它们刻到石头上。
象形文字的书写非常难以学会,最初这一体系有800多个不同的符号。到公元前30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6000个以上。书吏用象形文字从上到下书写,但象形文字符号既可以从左写到右,又可以从右写到左。阅读者得留意象形文字面朝的方向才能读懂一则信息。
其他书写方式
古代埃及人在发明象形文字体系的同时也发明了僧侣体(hieratic writing)。僧侣体的符号大多看起来像是简化版的象形文字,并且所包含的符号数量比象形文字体系要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僧侣体宗教文献,还有很多私人信件或商业记录。
书吏通常都是用僧侣体将信息写在莎草纸上,他们将削尖的芦苇做笔,用水和烟灰做墨水。僧侣体是一种普通的手写体,或者说行书,一个字母的尾端通常与下一个字母相连。使用僧侣体的书吏可以书写得非常迅速,写上一行都不用抬起笔。
约公元前700年,埃及书吏们发明了一种被称为通俗体(世俗体,编者注)的字体。通俗体看起来很像僧侣体的简化形式,书吏们凭借这一体系书写得比僧侣体更快。两种体系都是从左写到右,从上写到下。书吏还用通俗体写信和做记录。
本文节选自《古代传播技术:从象形文字到古代书卷》,[美]迈克尔·伍兹,玛丽·B.伍兹著,蔡林翰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0页。
【导读】
美国作家迈克尔·伍兹是一位对古代埃及、印度和两河流域等有着深刻研究的专家,主要从技术方面来对其进行研究。他走访过非洲、南亚和欧洲等多个地区,与考古学家一起进行文字和书写载体及当时文明的研究,著有多部关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的文字和出版载体传播的著作。他和玛丽·B.伍兹一起写了许多古代技术的书籍,包括机械、战争、农业、医疗、传播等。《古代传播技术——从象形文字到古代书卷》(Ancient Communication of Technology:from Hieroglyphics to scrolls)这部书就是研究古代传播技术的,由蔡林翰翻译。蔡林翰翻译了伍兹多部著作,对古代文明的技术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体会。本篇节选第三章关于埃及古代文字和书写载体的描述。在埃及古老文明中,象形文字和莎草纸是极具代表性的。莎草纸的制作是文章着重描述的。对于象形文字的描述,更多是文字的发展和演变,从象形文字到僧侣体再到通俗体(世俗体)的变化。书中不仅介绍了字体和载体,还描述了笔墨的技术,几乎对古代出版文明的内容都有所涉及,并且结合传播技术来进行说明,充分展示出古埃及出版技术的进步推动其文明的发展。
文章主要是介绍埃及古老文明的发展和演变,系统介绍古代埃及的出版载体莎草纸的制造和出版符号象形文字的演变,全面介绍埃及的古文字体系。本文描述了埃及人使用纸莎草作为书写载体的原因,并阐述了工匠制作莎草纸的过程。同时文章引用老普林尼的话概括莎草纸的用途及其本质所在。在文末,作者讲到了莎草纸传到希腊和罗马,并在这些地区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文明被传承下来。但是文中也介绍到了,埃及统治者的管制也使得莎草纸的贸易受到限制,从而使得埃及的文明传播的途径受阻。作者提及这一点也是在表达了对于世界文明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美好愿望。
埃及的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比中国古代的文明更早,埃及发达的文明使得象形文字和莎草纸成为出版学界和业界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节选这一部分也是为了让读者更加了解莎草纸的制作技术和埃及文字体系的变化,从而增加对于埃及出版文明的了解。埃及文明是以法老文明为主要代表,因此埃及的文明与古代其他文明一样,都是依靠神的指示来完成,他们的文字和书写载体也是体现神的意志,这与中国文字的渊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都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区别,因此通过埃及文字可以了解中国汉字的特征,这也是选择埃及象形文字的主要原因。
埃及的莎草纸与中国古代简牍载体出现时期大体相当,研究埃及莎草纸也可以从比较视野中研究中国出版载体的演变,从而更深入地探索中国出版文化在世界出版史上的地位。站在中外比较的视野下来看中外出版载体是如何在出版文明中不断演化的,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外出版文明和出版历史,这也是这部《中外出版原著选读》编写的原初意义。
(李宜飞)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尼罗河:埃及的母亲河,世界上第一长河,是埃及文明孕育的摇篮。在埃及人民心中,尼罗河就像中国的长江、黄河一样,孕育着埃及古老的文明。
[3] 纸莎草:是一种生长在埃及尼罗河流域的水生植物,茎秆细长,叶子从植物底部长出,扁平且宽大的叶子类似于芦苇。这种植物本身具有柔韧的特性,并且表面光滑,埃及人利用这一特性,将其通过加工制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莎草纸。
[4] 法老:古埃及最高统治者,与中国古代国王一样,掌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古埃及的法老是奴隶制国家的君主,统治着埃及的人民,并且法老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是神的象征,从今天埃及金字塔和象形文字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法老的统治。并且古埃及的文明也是法老文明,即它是在法老统治下的奴隶制文明。
[5] 象形文字:世界古老的四大文字体系之一,其诞生晚于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但比中国的甲骨文要早。据考古学家研究,象形文字由表音和表意符号组成,并且其体系发展与中国甲骨文和楔形文字有相似之处。在学界一直流传着中国文字也是象形文字体系下演变的假设,随着古埃及国家的没落,象形文字也逐渐被毁灭,并逐渐被欧洲腓尼基字母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