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F.G.凯尼恩

这一章的主题是，图书的基本材质从纸草向皮纸的嬗替，以及它们的形制从卷轴向册页的嬗替。这两个过程并肩而行，并涵括了一种中间形态的图书种类——纸草册子——其形制已改，但材质没变。这一现象历时并不长久，但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对于基督教文献，特别是《圣经》，有着特殊的意义。不妨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从材质的变化开始讲起。

对于动物的皮革的使用（指经过鞣制的皮，或者说熟皮），前面已经提及。犊皮纸，或者帕伽马皮纸，也是一种用皮革做成的材料，但是制作工艺不同，故而结果也大不一样。通常是用牛、绵羊以及山羊的皮，而且特别是用这些动物的幼仔——牛犊和羊羔——的皮。用猪和驴的皮做成的皮纸较为粗糙，不过用得不多。另一方面，有一些非常精良的皮纸，譬如用来写成著名的梵蒂冈写本和西奈写本的那些皮纸，据说是用羚羊皮做成的；不过，尽管提申多夫[2]的这个说法经常被人引述，但就我所知，却从来没有被证实。这些皮革经过仔细的清洗和刮擦以除其毛，碾以浮石使之光滑，然后涂以白垩。最终制成一种用来书写受墨的材料，颜色几乎为白，极为耐久，品质更佳，精美绝伦。皮纸的两面仍有一些分别，原来有毛的那面一般略黯一些，不过受墨更好。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可以称得上是尤曼尼斯时代的或者帕伽马图书馆的皮纸。不过，有两个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一是1909年在库尔德斯坦的艾弗罗曼出土的两个皮纸文件[7]，所载日期相当于公元前88年和公元前22年；二是1923年F.屈蒙教授在对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杜拉（萨拉黑耶）罗马要塞遗址进行发掘的过程中又出土了几个皮纸文件[8]，其中一件提到了塞琉西帝国纪年的117年和123年，相当于公元前190—前189年和公元前196—前195年。出土的皮纸品质很好，上面的书写并不劣于，或者说在风格上与同时期的埃及纸草文献上的书写并无明显不同。即此可知，这些文件的年代大概相当于尤曼尼斯二世统治的初期，其地距离帕伽马非常遥远，故而其对这种材料的使用不可能是尤曼尼斯举措的结果。显然，尤曼尼斯所做的，只是将已然存在的这种书写材料用于抄制文学图书而已。

不过，就整个图书制作行业而言，并不能说皮纸一下子就取得了和纸草相抗衡的地位。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直到公元1世纪末，所有罗马文学中的相关记述，都明确地指向纸草。普林尼的话（写于公元1世纪下半叶）的言下之意是，帕伽马对于皮纸的使用，只是一种困难时期的紧急措施，他绝不会将皮纸与纸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乃是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基本器官。的确，他是用了一个差相仿佛的措辞来指称皮纸（postea promiscue patuit usus rei，qua constat immortalitas hominum），这意味着，皮纸在一世纪时已广为使用；但是他的外甥关于他那双面书写共有166卷之巨的摘抄的记述似乎表明，他自己是写在卷子上的，而且他显然是把纸草当成更为重要的书写材料，值得他认真地全面描述[9]。在图书世界里皮纸也许已经占据了第二把交椅，但是其主要用途似乎是笔记簿，无疑广泛使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最终则付诸纸草，缮写发行。关于这些笔记簿，有一句话是必须要说的，因为它们对于册子形式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关于使用笔记簿（tabellae，pugillares）的记述时见载籍。笔记簿可以随身携带，用于随时的笔记或者作诗的草稿。一般而言，笔记簿是木制的，涂以蜡，用铁笔刻写，或者刷以粉，用墨水书写。马提雅尔提到过用作笔记簿的几种不同的材料：雪松木、象牙以及皮纸（membrana），不过这些都是讲究的礼物，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通常所用的写字板是上蜡的。他还提到将多个写字板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笔记簿的情形（三片，五片）。这类多层板，尚有实物存世，简朴无华，涂过蜡，或刷过粉，而且显然它们大多是用于学校练习，就像19世纪的石板那样，所涂蜡使之易于擦除。它们通常也用作短的信笺，收信人将其回信写在反复使用的蜡上，再交回发信人。如果所用写字板多于一个，则用带子或者皮条将其扎在一起，还可以用丝线封固加印，以防窥看。

所有这些，为采用皮纸材料和册子形制（或者说图书的现代折叠形制）铺平了道路；可是，从什么时候起皮纸开始大量用于文学图书的生产，早期的帕伽马抄本究竟是卷子形式还是册子形式，这些都还很难说。不过，正如我们已经从普林尼的书中所看到的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在1世纪末年，它已经广为人知，尽管还远不能说取代纸草。……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一直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纸草卷子仍然是标准的、主流的图书形式。

现在再说纸草册子的故事，亦即将册子形制施之于纸草材料的情况。一直到最近，这一方面都是鲜有证据。在埃及出土的纸草里面有一些实例，虽相对嫌少，但却足以证明曾有册子形制的纸草写本存在的事实。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时代较晚，还有几个是科普特[10]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南德四部戏剧的写本，是G.勒菲弗[11]1905年在孔伊希高发现的，其时代大概可以确定为5世纪。其他大一些的希腊文纸草册子有海德堡的《小先知书》（Minor Prophets），时间是7世纪；一本精心缮写的亚历山大城主教圣西里尔的《论崇拜》（De Adoratione），一部分在都柏林，一部分在巴黎，时间也是7世纪；几本魔法书，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时间是4世纪；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卡利马库斯的《起源》（Aetia）和《短长格诗》（Iambi）的七叶，时间是4世纪末；还有几本是荷马作品的某些部分。除了西里尔那一例之外，它们都是图书生产中的次品，潦草地写在粗劣的纸草上，反映出在那个历史阶段纸草在图书行业中已确然处于次于皮纸的位置。其中最早的是一个荷马写本，《伊利亚特》ⅱ—ⅳ，藏于大英博物馆（B.M.pap.126），时间显然是3世纪。每叶只写了一面，似乎那写工还不太谙熟册子抄写技巧，没有意识到其可以两面抄写的优点。另外还有不少小的残片，都不早于3世纪，从它们两面抄写的文本布局，可以看出是册子的残片。

随着越来越多实物的发现，人们逐渐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纸草册子，尤其是早期的纸草册子，其内容绝大部分关乎基督教。其中有许多是《圣经》的残卷，还有著名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书《耶稣语录》（Sayings of Jesus）。统计显示，异教图书和基督教图书在卷子形式和册子形式的比例上有巨大差别。对迄于1926年在奥克西林库斯发现的所有古写本进行调查，结果如下：3世纪之前，未见册子形式。3世纪，106个异教文学写本中，100个是卷子，只有6个是册子；而在同时期的17个基督教文学写本中，只有7个是卷子，纸草册子则有8个，还有2个是皮纸册子。4世纪，异教文学图书的产出数量骤降。只有14个写本属于此类，其中6个是卷子，3个是纸草册子，5个是皮纸册子。这一时期基督教图书已成大宗，总共有36本，除了一个是小学生练习、一个是抄在李维史纲背面的《希伯来书》这两个是例外以外，其余都是册子形式。在这34个册子中，21个是纸草册子，13个是皮纸册子。在埃及，纸草依然是主流，但是卷子形式已几乎绝迹，而皮纸则越来越流行。5世纪，有25个异教写本，其中卷子形式只有4个，而纸草册子17个，皮纸册子4个；在21个基督教写本中，4个卷子，7个纸草册子，10个皮纸册子。六世纪产自奥克西林库斯的文学文本迄今少见。6个异教写本中，2个卷子，3个纸草册子，1个皮纸册子；而8个基督教写本中，2个卷子，5个纸草册子，1个皮纸册子。

从这些数字所得出的结论，也得到了其他地方考古发现的印证（尽管它们的数字还没有列成表格）；显而易见的是，在3世纪，还有4世纪（程度略减），异教图书中，卷子形式占绝大多数，而在基督教图书中，册子形式已占据多数，并不断增长。因而认为基督教在发展册页形式图书制作工艺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是恰如其分的；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如前文所说，最初有那么一段时间，皮纸被认为是制作图书的次级材料。基督教是贫困人群，而且时不时受到迫害，他们不大可能常常雇得起最好的职业写工。故而纸草册子的肇源似乎就在3世纪，主要流行于基督教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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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的这些新的资料，使前述结论的证据数量得到很大的增加，使这些结论得到充分的印证、拓展并且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它有力地证实了基督教人群很早就采用册子形式；甚至它所显示的时间比我们此前所认识到的还要早。的确，“切斯特·比提纸草”的年代只能通过古文书学加以确定，故而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关于最早的写本，那个包含了《民数记》和《申命记》的写本，其年代不可能迟至三世纪，甚至不可能晚于二世纪中叶。如果接受这一点（正如除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人那样），那么基督教人群对纸草册子的创制和应用至少可以上溯至二世纪初。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那是整个这一组写本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它出自于训练有素的写工之手，这表明基督教人群偶尔也可以雇用此类写工——因为其中（《约书亚记》）出现了耶稣（Jesus）名字的基督教式的缩写，故而不可能来自于犹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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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介绍一下纸草册子的外观和结构。它无疑是参照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笔记簿的形式（无论是木片的还是皮纸的）；不过，在被用作册子的纸张（sheets）或者折叶（quires）时，皮纸和纸草在处理上有重要区别。一大张皮纸可以（习惯上也的确这样）在两个方向上（横向、纵向）对折，故而形成2、4、8、16叶的“折”（quires），就像今天用于制作图书的纸一样。可是纸草的高度有限，不能在两个方向上而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对折，而且同一张纸只能对折一次，否则就有裂或者扯的危险。故而制作纸草册子的方法就是，取若干纸张，每张大小都相当于册子页面的两倍，从中对折一次。一张纸于是形成两叶，或者说四面；而最简单的册子就是由一叠这样的单张折叶构成。不过，若干张纸也可以先上下相叠，然后整叠对折一次；如此这般所形成的一折（quires），其叶数就相当于对折之前那迭纸张的两倍。因而一折纸草的叶数就是2的倍数。现在有证据表明用这种方法曾形成过很厚的折子。在早期发现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中有一张纸草（P.Oxy.208），从字形来看，应当是抄于3世纪，其构成一个册子的两叶，第一叶的内容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另一叶的内容却是第二十章。这说明这是一大折纸草的几乎是最外面的一张，这一折原来包含了整部《约翰福音》。计算显示这一折是由25张组成，对折后，是50叶或者100面；整折沿纸张纵向中线穿孔并用线钉在一起。于是一折纸就构成了整个册子[12]。

另一方面，有其他一些存世的纸草册子显示出另外一种装订方式，一种更像皮纸册子的方式。例子很少，因为绝大多数册子的残余只剩下单叶，无法证明它们原初的折叶结构；不过，还是有一些册子保存了相当大的部分。这其中，米南德册子（5世纪）似乎是每折8叶，西里尔册子（7世纪）也是如此，而海德堡《小先知书》（7世纪）每折或8叶或10叶。不过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些都相对较晚，是在皮纸工艺完全成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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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纸草册子的构成就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由一个单独的厚的折子构成，在没有造成特别不方便的前提下可以能折多厚就折多厚；在这样构成的册子里，其上面一半各叶，前面是反面，后面是正面，其下面一半各叶，前面是正面，后面是反面。（显然，如果在对折前所有的纸张都是反面朝上叠放，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下面提到的科普特文册子中可见其例，但据我所知，希腊文抄本中却未见其例。）

2.由一系列薄的折子（通常每折8叶，10叶或12叶）构成，各折的上半部分各叶，前面是反面，后面是正面，下半部分各叶，前面是正面，后面是反面。

3.由一系列二叶折子（由单张纸草对折而形成）构成，严格说来这只是上一个类别的一个特例，不过，它有一个特别的效果，这就是，整个册子的纸草都是正面对正面，反面对反面，而前面两个方式所形成的册子都不是这样。

4.由一个单独的厚的折子构成，而这个折子在对折之前，正面反面交替叠放，所以整个册子的叶面也是正面对正面，反面对反面。

5.由经过同样处理过一系列薄的折子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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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详细介绍了纸草册子的形制和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信息是新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对早期基督教文学的重要性（现在较之以前更加确然有据）。我们将会看到，根据迄今所掌握的证据，3、4世纪在埃及的基督教人群中，纸草册子是主流的图书形式，早在2世纪甚至2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为人所知。就其材质和工艺而言，这些纸草册子并不是很高级（《民数记》和《申命记》写本以及晚近的圣西里尔写本算是例外），有证据证明至少在3世纪末，其在图书业中的地位还是低于纸草卷子的。在四世纪，纸草卷子和纸草册子一并让位于皮纸册子，下面马上就会谈到。

现在有必要再回到异教文学，完成对纸草卷子故事的讲述。我希望读者已经明白，到1世纪末，纸草卷子是完全的主宰，而马提雅尔类似于圣诞礼物的记述，与之并无不合。2世纪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在埃及发现的可以算在2世纪的所有纸草写本中（应该强调的是，比起其他时期，二三世纪的纸草写本要远为多得多），没有一个异教文学写本是册子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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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草的衰落无疑是从4世纪开始的。这个多少有点儿突如其来的变化，其原因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有两个因素也许曾共同起过作用：一是对于比纸草卷子容量更大的书写载体的需求，二是皮纸制作工艺的进步。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正统宗教无疑导致了对《圣经》的需求。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单是为其新首都就订购了五十部，整个帝国的需求必然数以千计。用卷子形式供应《圣经》将会不太便利；再者，一堆卷子也没有整体感，而册子则自成单位。因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正典的划界得以确定，完整的《圣经》首次制作出来。验诸纸草册子可知，一个册子所能容纳的文本内容比一个卷子要大得多。切斯特·比提写本表明，四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可以容纳进一个册子里，却要占据五个不同的卷子。另外，卷子会随着加长变得越来越不便于展玩，而册子却可以几乎无限加厚不会变得难以翻阅。唯一的缺点是装订困难。单折纸草册子不能加到超过50张（存世实物未见超过此限者），否则就会变得太厚以至无法对折。因而有必要用薄的折子，每折8叶或10叶，将其缝在一起，置于某种形式的封皮之内：随着岁月和使用，会有一些纸草叶子从缝线处脱落的趋势。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是使用皮纸。大概自皮纸发明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其制作工艺有所改进，文学世界渐次发现，皮纸除了可以使一个人在封皮内囊括进想要订为一体的所有的文本内容这一优点之外，作为一种材料，其美观不输于纸草，且要结实耐用得多。

另一个也许有所影响的因素是册子形式所带来的查检援引的便利。前文曾提到，纸草卷子几乎没有表现出对读者便利的考虑。在查找某特定段落时，读者必须非常不方便地不断地展开、合拢其抄卷；古典作家的引用往往不太精确，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如果所涉及的只是平常的文学作品，这也许不太要紧；但是，如果所涉及的是灵魂拯救所仰赖的作品，那么对权威文本的引用就更为必需，而引用的准确也更为紧要。同样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对在帝国统治下变得司空见惯的法律汇编的参考引用。册子形式只需翻动书叶就可查检，比起卷子形式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一方面也许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约》各卷所引入的分节编码系统，这因应了非常晚近的分章分节的目的；尽管就我所知，基督教文学中并没有借由这种编码引用文本的实例。

也许应该指出的是，新范式的这两个最早的标本，显示出它们抄自卷子而不是册子的踪迹。这表现在所用栏之狭窄。梵蒂冈写本每页有三个窄栏，西奈写本页面较宽，有四栏，这是对纸草卷子上分栏效果的照搬复制。进一步的经验显示出宽栏的优点；到5世纪时亚历山大册子本每页分两栏，从此这成了大的皮纸写本的常规（偶尔有尝试性的单栏）。

似乎就在这同一时期，皮纸也开始用于世俗作品。判定早期皮纸安色尔写本之年代，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几乎没有可供参照的确定的点。另外，那些开创了使用新书写材料风尚的写工们，应该是临摹他们所知所见的写在纸草上的最好的范本，即那些写于2世纪的范本；恰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工和印刷匠临摹9、10世纪的加洛林写本。希腊文《圣经》的梵蒂冈写本和西奈写本，不可能早于四世纪，却重现了2世纪纸草的文本面貌；同样地，米兰的《伊利亚特》安布罗斯安写本，其书写情况极像该诗的两个2世纪的纸草本，而它本身不可能早于3世纪。早期的拉丁文安色尔写本，其年代的判定比希腊文写本还要难；不过有一组维吉尔写本，包括所谓的梵蒂冈本，美第奇（Medicean）本以及巴拉丁（Platine）本，它们无疑不晚于5世纪，而现代考证倾向于认为它们至少要早到4世纪。属于4世纪的拉丁皮纸写本还有诸如韦尔切利（Vercelli）福音书[14]和西塞罗《论共和国》（De Republica）重写本。无论是在拉丁文写本中还是在希腊文写本中，无论是在世俗文本中还是在基督教文本中，皮纸作为一种书写材质，其至尊地位的确立，可以确切地认定为是从四世纪开始的。

本文节选自《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英]F.G.凯尼恩著，苏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214页。

【导读】

F.G.凯尼恩爵士（1863—1952）是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圣经学家和古文书学家。1863年1月出生于伦敦法学名门，其父是著名法学家、牛津大学瓦伊纳英国法讲座教授约翰·乔治·凯尼恩。他先后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毕业后被遴选为牛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教研人员。仅46岁就被任命为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并且担任此职一直到1931年退休。其间，他还曾被封为爵士，担任古典学会会长、希腊学研究学会会长以及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也曾执教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对于他来说，1889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他成为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从此他便与古文书结缘，骨子里对古文书籍和古典学的热爱统统被激发了出来。虽说受父亲的熏陶，他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法学，但他长大后却不知怎的对工作后才开始加深接触的“纸草学”有着一股浓厚的情感。

纸草在西方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出版学的重要载体与研究对象之一。它是古埃及留给后人的一颗明星，带着古埃及文明的神秘与璀璨照耀着后人。人人皆想探寻而知之。19世纪末，埃及出土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古代纸草文献，如奥克西林库思纸草等，这使纸草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一角，使古文书学和出版学历史的研究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时间，学者们纷纷投入到对纸草的研究中。而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作为纸草研究重镇，存有很多相关古文献。凯尼恩恰好在这两地任职，借着大好机会，一心致力于纸草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出版，从而对纸草出版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那本《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便是其中之一。1932年，他应邀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做了三个古文书籍的系列讲座。“过去的几十年间，藉由埃及纸草文献的发现，我们对图书的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而这些进展正是关乎这一时期。”也许是想让自己的研究结果润泽更多学者，想让纸草学更加发扬光大，年已古稀的他执笔将这三个讲座的资料加以总结，再添以自己新近研究的成果与认识，写就了这本经典名作。他在书中将出版载体、出版制度与文学历史和考据结合起来，揭示了其中的内在联系，同时讨论了近来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古希腊罗马世界的阅读习惯有什么新的启示。

选文部分主要描述了皮纸作为一种图书材料，册页书作为一种图书形式是如何兴起、如何发展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为承载全新的基督教文学、为在中世纪传承古典作家的作品提供服务的。作者在此章节之前，先通过仔细研究出土的古文资料和古籍文献，表明了纸草的使用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世界最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文学带来了希腊图书，纸草卷子开始进入了罗马人的视线里，并逐渐成为公认的图书标准形式。到了此章节的选文部分，作者通过20世纪出土的皮纸文献记载，推翻了把皮纸制造业的产生归因于纸草禁运的传统故事记述，并指出了皮纸最初的主要用途其实是笔记簿，而这些由三五个写字板结合而成的笔记簿正是图书册页形式产生的源头。在三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图书馆中，纸草册子的形式已占据多数，三世纪被认为是纸草册子的肇源，册页形式对卷轴形式的大规模代替，得益于册页书压倒性的优点：一是文本容量远远大于卷轴，二是册子比卷子更耐久，看起来更有整体感，三是册子的翻阅形式更加便利，使得引用和检查更加容易。当时的皮纸被认为是制作图书的次级材料，使用范围不大。而通过现存实物考察后，凯尼恩发现，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不管是纸草卷子还是纸草册子，都一并让位给皮纸册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习惯一页页翻看的阅读形式，和所有书籍的册子订装形式，就是从四世纪开始演变发展过来的。关于这个变化，作者给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古典世界对更大书写载体的需求，二是皮纸制作工艺的进步。以上的所有原因，最终使得皮纸在四世纪的时候，确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纸草卷轴的一千年，即将被皮纸册页的一千年所取代，从纸草以及卷轴到册页的转变，这些图书材料和形式的进步，对于古典文学和基督教文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正典的划界最终得以确定，完整的《圣经》首次制作了出来。

作者凯尼恩结合大量典籍的记载以及留存的纸草、皮纸文本实物，在外观形制方面的描述非常详尽，时而还会提及一些掌故，来帮助读者更好的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要阐明的观点，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他曾说：“图书的外在形制从来都影响着它们的内容，同时也受到它们内容的影响。书写材料的供给状态促进了或者阻碍了文学的生产。风尚因素和便利因素决定了图书的尺寸和形制，从而也就影响到内容的规模和特点。”皮纸和册子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对纸草和卷子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对古希腊古罗马整个灿烂的社会文化、人文气息、启蒙思潮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艺臻 孟思彤）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康斯坦丁·冯·提申多夫（1815—1874）：德国圣经文献学家。

[3] 托勒密·埃庇范尼斯：是托勒密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前205年至前182年在位。

[4] 《苏伊达斯辞书》“阿里斯托芬尼斯”条。阿里斯托芬尼斯自前195年至前180年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

[5] “戴奥克里提安敕令”，又称“限价令”，戴奥克里提安企图通过限制物价来对抗通货膨胀，结果适得其反。

[6] 克丽奥派特拉（前69—前30）：是希腊化埃及国王的最后一位国王，俗称“埃及艳后”。

[7] 1909在奥拉曼村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三个古代皮纸文件，称“奥拉曼皮纸”，书写年代分别为塞琉西帝国时期和帕提亚帝国时期。

[8] 弗朗斯·屈蒙（1868—1947）：比利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杜拉，是幼发拉底河西岸高地上的古罗马边镇小城。

[9] 麦考恩教授认为册子形式在西方的使用应当早于作为纸草原产地的埃及；不过从普林尼的102卷以及他的外甥所提到的160卷双面书写笔迹来看，1世纪时纸草在意大利图书业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10] 科普特：埃及语言的一种，1世纪时埃及人开始采用希腊字母记录科普特语，由此形成的文字系统叫“科普特文”。

[11] 勒菲弗，法国考古学家。孔伊希高，是埃及尼罗河畔的一个城镇。

[12] 有一个科普特纸草也是同样的构成，也是有50叶纸，是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所发现的《约翰福音》写本，由赫伯特·汤普森爵士整理，“英国埃及考古学院”出版（1924年）。

[13] 因为（藏书）有部分损坏，阿卡西乌斯以及欧若伊乌斯，这个教会的教士，抄写到皮纸上以保存文本。

[14] 韦尔切利福音书，保存于意大利韦尔切利省韦尔切利天主教图书馆，是紫色皮纸册页本，抄于公元4世纪，据说是最早的古拉丁文福音书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