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

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关注的显然只是某些工具。在深入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和英帝国经济史的过程中，这些工具被证明是有效的。在研究公共舆论时，这些工具乍一看并不适用。我们说，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我觉得用这些熟悉的并且业已被证明有效的工具，是明智之举。康斯特布尔[1]在给默里（Murray）的信中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你就得等到将来，等到纸降价之后。”[2]无论如何，我已经把自己的偏向对读者展示得一清二楚，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警惕。

我将勾勒几个帝国之中传播的意义，借以了解传播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借以提供一个背景，使人能够理解传播对英帝国的意义。布赖斯[3]说：

从美尼斯[4]到阿提拉[5]，总的趋势是走向聚合：古代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不仅许许多多的小王国和共和国被罗马帝国吞并，而且罗马帝国本身也比过去的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加走向集中。罗马人的政权崩溃之后，这个走向被颠倒过来。在700多年的时间里，离心力大行其道……从13世纪开始，潮流又颠倒过来……民主制度也好，民族国家的原则也好，在平衡的情况下，都未能阻挡走向聚合的总体趋势。这是过去600年间的显著特征。

在试图弄懂不同趋势有什么基础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关注帝国的问题，那些使“离心力和向心力”成功运作的因素，尤其是我们关注的东西。在广袤地域的组织工作中，传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布赖斯的三个阶段大体上和以下三个阶段相当：首先是以黏土和莎草纸为主媒介的阶段，其次是以羊皮纸为主的阶段，再次是以纸为主的阶段。对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这些笨重的材料适合建筑和雕塑。倚重空间的媒介，有些材料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这些材料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莎草纸的供应源源不绝，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与此相反，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有利于分层性质不太明显的行政体制。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这些媒介在盛极一时的历史条件中，文明反映的影响绝不止一种媒介的影响。在这些历史条件中，一种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总是受到另一种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消。

为求方便，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在文字时代，我们注意到各种媒介的重要性，比如两河流域的泥版，埃及和希腊—罗马世界的莎草纸，希腊—罗马世界和中世纪早期的羊皮纸，还有从中国引进的纸。在印刷时代，我们可以集中考虑纸这个媒介。但是我们也可以提一提19世纪初的机器造纸和机器印刷，还可以说一说19世纪下半叶用木材造纸的情况。

本文节选自《帝国与传播》，[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9页。

【导读】

哈罗德·伊尼斯（1894—1952），加拿大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伊尼斯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至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20年起，伊尼斯执教于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任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成就斐然，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主要著作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代表作《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开创了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奠基之作。伊尼斯开创了“媒介决定论”的先河，对传播学的另一位重要学者麦克卢汉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人并称为“多伦多双星”，共同推动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发展，使其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传播学流派之一。

《帝国与传播》一书译者何道宽指出：“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伊尼斯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做学问、当策士，潜心研究人类历史的十几种文明，力图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6]《帝国与传播》一书便是在这样的学术情怀下诞生的。在执教多伦多大学期间，伊尼斯受邀进行帝国经济史系列讲座，但他并没有囿于经济史，而是对各种文明和帝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并且凭借多学科的学问背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这一系列讲座的讲稿被伊尼斯冠以“帝国与传播”的名字，并于1950年整理出版，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开山之作。

此段选文即选自《帝国与传播》一书的“绪论”部分，凝练地阐释了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意旨，说明了不同媒介的性质和偏向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偏向，可以说是“传播偏向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媒介环境学派“媒介决定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在选文中，伊尼斯从传播对于英帝国的意义谈起，认为“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7]。由此展开，伊尼斯提出帝国的分裂与统一，即“离心力和向心力”运作的不同阶段，与媒介的发展阶段一致。进而，伊尼斯将媒介划分为“倚重空间”的媒介和“倚重时间”的媒介两种类型，提出羊皮纸、黏土和石头等耐久性好但质地笨重的媒介属于倚重时间的媒介，而莎草纸等耐久性差而质地较轻的媒介属于倚重空间的媒介。伊尼斯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媒介对于文明的发展和帝国的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倚重空间的媒介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有利于建立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倚重时间的媒介则有利于宗教的传承。

虽然伊尼斯使用了“媒介”这一话语表达，但从出版角度来考虑，其所探讨的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出版载体，比如泥版、莎草纸、羊皮纸、中国纸等。所以应该说，伊尼斯从传播学角度提出的媒介偏向问题也是一种重要的出版思想。这一思想的重大创举便是引入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进而从这两个角度重新认识出版载体，并将它们的特性和变化与文明及帝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出版载体对于社会形态、社会心理的深重影响。比如，在论及埃及的文明变迁时，伊尼斯发现埃及文明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转变的过程伴随着帝国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也就是与出版载体的变化暗合。伊尼斯提出，沉重的石头“曾经是威望的基础”[8]，但随着莎草纸的产生，这种出版载体易于书写、易于携带的特性使得文字书写速度加快，同时“文字不再像图画，而成为单纯的文字”[9]。出版载体的这种变化进而使得“思想被赋以轻快的特质”[10]，推动埃及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除了媒介偏向问题，选文中也蕴含了伊尼斯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媒介决定论”思想。正如前文所述，伊尼斯对媒介在文明发展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认为新的媒介形式将导致新文明的产生。从出版角度来看，这一思想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出版载体的决定论思想。这种对媒介本身的高度重视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思想特点，虽然学术界对这一思想仍有争论，但其理论贡献不容忽视。基于媒介决定论思想，伊尼斯提出以媒介为标准对文明进行分期，从大的方面上将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并且更细致地分为9个时期：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文字）；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板、机制纸等）；电影时期；广播时期。[11]不难看出，伊尼斯的这种历史划分方法本质上就是依据出载体和出版技术的不同进行划分的。这一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划分方法，将出版载体和出版技术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体系中，从历史的宏大角度进行解读，对于理解人类的出版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出版活动本身即为一种传播，传播学的经典思想往往对理解出版活动有着重大启发意义。作为传播学经典理论，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与媒介决定论思想也应该被视为重要的出版思想，剖析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对理解和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卫琳聪 杨滢滢）

[1] 阿奇博尔德·康斯特布尔（1774—1827）：苏格兰出版商。

[2] Thomas Constable，Archibald Constable and His Literary Correspondends，London，1873，p.270.

[3] 詹姆斯·布赖斯（1838—1922）：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创办了《英国历史评论》，代表作有《美利坚合众国》（共三卷）、《神圣罗马帝国》等。

[4] 美尼斯：统一埃及的开国之君，生活在约公元前3100年。

[5] 阿提拉（406—453）：匈奴王，进攻罗马帝国的最伟大的蛮族统治者之一，434—453年在位。

[6]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3页，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7]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37页。

[8] 《帝国与传播》，47页。

[9] 《帝国与传播》，47页。

[10] 《帝国与传播》，47页。

[11] 《帝国与传播》，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