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列宁

十月革命[1]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2]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3]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试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关于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是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质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4]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5]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6]，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现在出版物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是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7]和个人主义[8]，“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9]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有缺陷。”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会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10]、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11]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绝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项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12]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13]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者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14]，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地“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正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该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们能离开你们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们作诲**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有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揭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之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15]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即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本文节选自《列宁论图书馆事业》[16]，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导读】

“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17]列宁，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1870年出生于俄罗斯辛比尔斯克的他，通过一生坚持不懈的学习和斗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列宁的丰功伟绩历来被世人传颂，他创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进行十月革命，缔造苏维埃政权，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承马克思主义并予以丰富发展形成列宁主义……列宁一生有大量深刻丰富的著作，其思想理论架构全面，其中，涉及党报和出版自由等理论思想影响深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研究苏联的出版理论和制度、出版思想等有着重要意义。相关文章有最早于1905年11月26日发表于《新生活报》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18年9月18日发表于《真理报》上面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等。

“打倒独裁！打倒战争！”1905年的俄国被血腥动乱笼罩着。一连串以反政府为目的的社会动乱事件兴起，诸如罢工、暴动、恐怖袭击、农民反抗等，产生了全国性的广泛影响。同年10月，全俄政治大罢工爆发。罢工胜利原本创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发展的新条件，然而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却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否认工农联盟，反对武装起义。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布尔什维克为与其进行更加彻底的斗争，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造势，引导党和国家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划清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版物的界限，批判和抵制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展无产阶级报刊出版事业，满足政治、艺术和思想文化上阶级斗争同路线斗争的双重需要。列宁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积极撰写了一系列宣传党的策略思想方面的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便是其中的一篇成果。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党性”这一概念，阐释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内涵，表达了布尔什维克鲜明的党性立场，戳穿了“无党性”出版物的伪善面目；提出和论述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批判了资产阶级“创作的绝对自由”的论调。

具体而言，什么是党的出版物？党的出版物包括但不限于党报、党刊、图书和党员创作的文学作品等，常见于图书馆、阅览室、印刷所和书报亭。关于党的出版物相关的问题，列宁在文章中谈到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其一是党性。“党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内涵，并提出了判断出版物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是否具有党章、党纲、党的策略决议以及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这不仅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之后党的报刊创办和领导方面也有着借鉴意义。其二是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列宁在文中强调，要提出、发展并以完备的形式实现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他认为，党的出版宣传工作在党的整个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关于党的出版宣传机构与党的关系、撰稿作者与党的关系以及党的出版宣传事业的价值取向等方面，他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其三是出版自由。老罗斯福说过，没有自由的秩序和没有秩序的自由，同样具有破坏性。关于自由，列宁有着自己独到的判断和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资产阶级的“创作绝对自由”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从“结社自由”和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的角度批判了这种资产阶级自由的虚假论调。出版自由，是这位从小生长在沙皇极端专制主义统治下的高瞻远瞩者从参加革命起就憧憬的新闻出版政策。在这篇文章里，列宁理智而不失风度地从摆脱资产阶级奴役的角度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写作事业是自由的。总而言之，从基本自由、经济保障、价值取向和党性原则等多个角度，列宁对俄国报刊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具体的理论说明，对关于党的出版被疏漏或是误解的相关事宜做出了自己的分析阐释，他认为要实现报刊发展就必须彻底摆脱警察压迫、资本、名位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除了深刻有见地的内容，列宁的文笔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文章将其文采充分展现出来，说理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表述新颖生动，感染力强。

20世纪初期诞生的文章，对百年后的今天同样有着借鉴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究竟应当如何领导整个出版事业？列宁在文章中给予我们不少启发：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出版；写作者要有党性；写作时要掌握一些特殊性；自由的写作应为人民服务；要充分认识解决该任务的复杂性等。随着无产阶级的不断斗争和发展，关于出版物党性原则的内容必定会不断得以丰富发展。但经典永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所提出的基本原则等真理没有过时。仔细研读列宁的一些关于出版经典深刻的著述，是专业学者探索俄国和苏联出版历史的良机和捷径，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是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载体和路径。

（钟龙辉）

[1] 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联合贫农所完成，是俄国革命中的重要阶段。因发生在俄历1917年10月，故称其为“十月革命”。

[2] 又称封建领主制，是一种经济制度，为封建社会中封建领主在其领地上所建立，目的是剥削奴役农奴。其基本特征为：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得不依附于农奴主，进而遭受超经济的强制剥削。1861年俄国施行农奴制度改革，使俄罗斯帝国的农奴制度解体。

[3] 即《消息报》，原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1917年3月创刊于彼得格勒，当时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4] 伊索，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世界四大寓言家之一。现存作品《伊索寓言》。在俄国，为躲避书刊审查官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追究责任，作者往往采用“寓言体”文字，伊索寓言式也就相当于奴隶式，是一种卑躬屈膝、含沙射影的写作手法和思想表达方式。

[5] 即契诃夫，俄国著名世界级短篇小说家，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无情揭露了沙皇统治下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丑恶现象。

[6] 布尔什维克继《前进报》之后创办的新的中央机关报。1905年5月在日内瓦创刊，同年11月停刊。

[7] 追求金钱、名利、高地位的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

[8] 认为个人利益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

[9] 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尤为突出。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在于提升个人自由，废除政府当局与所有的政府管理机构。

[10] 发行出版物的专门机构。出版图书由这种机构办理发行（批发）事宜。

[11] 《奥勃洛摩夫》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作者是冈察洛夫。小说通过描写奥勃洛摩夫这个腐朽没落的地主的一生，再现了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俄罗斯，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成为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最强音。

[12] 指在艺术、文学、哲学等领域上，过分强调某个理念，并将其不加分辨地生搬硬套，看似遵循着“公式”和指令，实则被体制所束缚，往往得不偿失。

[13] 国家对出版物和舆论工具的一种监督制度。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在俄罗斯该制度已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旨在捍卫国家根基、限制言论自由、压制异己思想等。

[14] 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民主党”与“社会党”两者联盟的合称，存在于许多国家中。

[15] 空想的社会主义：也叫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流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代表人物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主张建立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

[16] 选文最早刊于《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2—4页，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译。《红旗》创刊于1958年6月1日，终刊于1988年7月1日，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

[17] 系孙中山致列宁的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