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5日）

沈雁冰

今天是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这个会不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会议之一，也是中国自有出版事业以来全国出版工作者第一次的大会师，在历史上，将来是要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出版事业是新生的事业，历史并不太长久，拿全中国的人口和我们的出版业来比较，我们全国的出版力量还不够现时的需要，可说相差还很远。中国文盲很多，但事实上除了文盲，以现在的出版力量来应付目前社会所需要的书籍，还是大大赶不上，这是诸位都很明白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出版事业有畸形发展的现象。二十年前，我在上海碰到一位外国朋友（她现在已经死了），一个很关心中国的女作家，史沫特莱，她就很奇怪中国一方面出版事业赶不上群众需要，另方面又有大“托拉斯”出版业，就是说：出版、印刷、发行都混在一起。有的出版业，有二三百位编辑先生，有全国范围的发行网，有规模很大的印刷厂。这种机构在外国不存在。在外国的出版业不会有很大的编辑部，从教科书到考古学都编，不会自己有大发行网和自己印刷。这就是说在外国是分工的，而中国不分工。我们不分工就落后。因为这样的规模就不得不有三套资本，不能专业。什么书都出，大家都抢着销路好的书出，就必然造成一方面出书重复，一方面感到书缺乏。

中国的出版业的分布极不平衡。抗战后几年我到广州去办刊物，那里印刷条件非常差，出于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比方说：连很多常用的字都没有，铅字不够用，又没有地方去买，排版不用铅条，而用木条代替，因为木条容易收缩，结果印出书来很不整齐。而在上海印刷条件特别好，出版业就特别发达，这都说明过去中国的出版业，虽说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始终处在没有人管的状态。

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成立了出版总署，主要就是要作出版界的组织领导工作，使全国出版工作从无组织走到有组织，从无计划走到有计划，从不分工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走到分工，各有专业方向。

在上海现在很多性质相同的书店，有了联合的组织，如通联书店、连联书店等，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是走到将来全国大分工的第一步。现在上海连联书店包括几十家，大家都感到稿件缺乏，中央文化部也作了编连环画的工作，但困难的是找画家难，我们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画家对连环画不感兴趣，当作任务来作，画出来的东西，对于小孩子的欣赏也不适合。中国古画家也画不了。现在看来已出版的连环画也还不少，但如以新内容来要求时，就有些问题。现在出版界有了这方面的联合组织，在现有条件下要想法帮助画家，很好合作，作好这方面的出版工作。这件事想一定会为代表先生们注意的。稿子问题我们曾给连联的小人书提过意见——注意出新内容的书，他们就向我们要新稿子，文化部预备在今年年前供给一百部稿子，是否能编绘出来，现在还很担心。因此我想这个问题大家也要讨论一下。

我知道在开这次大会以前，已经开了不少准备性质的会，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各位代表一定有很多良好的意见，愿意把出版工作作好。我认为这次会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相信在这个会议上一定能解决问题，把出版工作做好的。

本文节选自《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刊（1950）》，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大会秘书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98—200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沈雁冰于1950年9月15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郎损等，浙江桐乡人。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茅盾的一生与出版事业紧密相连。1916年，青年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与孙毓修合作翻译外国丛书，崭露头角。1920年年初，茅盾开始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编务工作，并于同年11月正式接编该杂志，茅盾的出版思想也由此萌芽。他坚持“为人生”的思想导向，重视作品的社会作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同时，他辩证对待“旧文学”，倡导“拿来主义”，在学习西洋文学的同时去粗取精，另创新文学。茅盾毕生为主流舆论的宣传事业而不断奋斗。1926年，茅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同时接编第五期《政治周报》。1937年，茅盾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呐喊》，并于次年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4月，由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期，他又受人委托，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吉林》。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为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1981年，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茅盾将自己25万元人民币的稿费悉数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旨在褒奖优秀长篇小说作家。其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新时期的出版环境、制度等多重因素都不断革新着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准则。

此选文发表时正值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开启山林”的重要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出版界形势混乱。一方面，人民的文化需求不断高涨。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新书的共计有185家出版机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出版、重版的图书近5000种。但另一方面，出版业内部机制不完善，正如茅盾在上述文章所提及的“大托拉斯”等问题，出版、发行、印刷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分工不合理且发展步调不一致等种种问题。同时，公营出版业发展稍快，私营出版业发展相形见绌，亟须国家进行引导。就受众市场来看，新中国建立初期多数读者不通文墨，文盲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如何跨越文化鸿沟、实现高效的文化引导，是出版从业者需渊思寂虑之事。

茅盾先生此次讲话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整篇讲稿针砭时弊且慷慨激昂，脉络清晰且重点突出。开篇，他肯定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历史作用及现实意义。“在历史上，将来是要大书特书的。”随即，茅盾分三个层面论述，首先他点明现阶段中国人口基数大且文化素养低下，“中国文盲很多，但事实上除了文盲，以现在的出版力量来应付目前社会所需要的书籍，还是大大赶不上”。其后，他具体阐释了中国出版业分工庞杂、全国出版业分布不平衡的“出版事业畸形发展现象”，并例举外国出版业分工细化的优势，给与会出版者以深刻思考。最后，作为一个始终信奉辩证思想的人，茅盾对出版业现状并非一味批驳。他同样肯定了以上海通联书店、连联书店为代表的具有“联合”性质的组织，并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是走到将来全国大分工的第一步。”由此可见，茅盾更像是一个中国出版业在扬帆远航途中的舵手，不仅能给出版从业者以现实的警示，更鼓励他们要充盈信心，不畏艰阻，“相信在这个会议上一定能解决问题，把出版工作做好的”。

对于此篇讲稿，茅盾研究学者钟桂松曾评价道，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背景下的一篇反映茅盾出版理念和出版认识的珍贵文稿。的确，即使时光流逝，我们依然不难从茅盾的字里行间中品读出他对新中国出版业伊始时的欢欣之感，要锐意进取、求成绩的决心，更要始终如一坚持“读者本位”的“为人生”的出版思想的信念。茅盾有关出版行业的真知灼见，是建立在他从事出版工作三十余年的经验和感悟之上的。其中蕴含着的种种出版思想，也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倍加珍视的重要片段。

（聂诗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