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同志们！

今天要向同志们谈一谈我们今后工作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出版总署目前正在考虑中，考虑成熟之后，就要按照这个方向，逐步进行改革。在今年全国出版会议中，我们也还要按照这个方向，来考虑全盘问题。今天华北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各地负责发行工作的同志们都在一起，这样的好机会是难得的，所以我先提出来和同志们谈谈，使我们出版发行工作的同志们，先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以便于着手改革。

先讲一讲目前在我们的出版发行工作上主要的缺点。

最近听周总理在一次报告中，说到我们政府机关干部的一般的毛病。他说：我们有些干部，学习和工作都十分努力，但学习是教条主义的学习，工作是经验主义的工作。

我想用周总理的话来检讨我们书店工作干部，最少有一大部分是会有这种缺点的。

我们在学习理论方面是十分努力的，但因我们的学习带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很少能和实际的业务结合。我们工作也十分努力，但只是按照旧的一套经验来工作，而没有能够配合整个政策和群众的要求。

举例来说，我们相信自己是革命干部，我们为革命而工作，我们希望革命成功，很快走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方式却往往是手工业式的、个体经济的、各自为政的。

试问思想上是社会主义的，工作上是农村手工业式的，两者之间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吗？

同志们！说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农村手工业式的、个体经济的，我想不能算过分。前天，我们听到苏联国际书店塞米金同志的报告，我们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发行工作，在数量和质量上，和我们这里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以为我国出版事业和苏联相比，还不只是在数量和质量上落后而已，组织经营的方面，我们显得更落后。

我们在组织经营方面的落后表现在我们不统一、不分工。我们不但不能像苏联那样有全国统一的出版发行计划，而且我们的机构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时候甚至是无政府无组织的。新华书店是国家的书店，但到现在还不能真正统一起来。虽然都挂上同一招牌，内部依然是若干“独立王国”。分支店与总分店之间，分支店与分支店之间发货解款，如同普通同业之间的关系，往往只是从各自的单纯营业观点来考虑，好销的、有利可图的书才接受过来发行，不易销的，无利可图的，就推出去，既没有从出版工作的政治任务去考虑，又不从国营书店的全盘利益打算。这种现象虽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如此。

我们的出版发行工作既不统一，也不讲分工。每一个单位，是各搞各的。每一个单位，一切都搞。比方说，搞发行的，同时又搞编审、出版、印刷。搞出版的，同时必须开门市，搞发行。而搞出版的，一切的书籍都乱出一阵。同一本新华书店出版的书，在全国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版本。有的是因为运输条件限制，翻印是有必要的；有的则是因为出版发行不分工，造成了浪费。

这种现象充分表现了我们在工作上的农村手工业作风。这种作风，在过去根据地内，为了供应战争环境中的需要，是不得不如此。但现在解放战争快近结束，全国统一已经实现，人民需要大批文化食粮的供应，这种旧作风就要不得。我们就非统一不可了，非分工不可了。

讲统一，首先应当是把发行工作统一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发行机构，有伸展到全国农村、城市、工厂、学校、机关、公共场所，以至穷乡僻壤每个角落的统一的发行网，单依靠目前我们所有的各自为政的发行机构是万万不够的。

所谓发行网，不是像目前分层次分等级的各自独立的发行机构，而是由一个中心领导统一全国的发行机构。在目前我们的发行网是分层次等级的。就新华书店来说，有全国总管理处，有各大行政区的总分店，有分店，有支店，又有分销处，最少有五层。一本书从总处发到读者手中，要通过五层，每一层要扣除半个或一个折扣作为发行费。这样一本书读者所付出的书价，其中有40%—50%是被用作发行费支付的，书价的昂贵，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种发行制度，不但增重读者负担，而且妨碍了发行工作的普遍深入。前天塞米金同志说，在苏联各处街道上都有书亭、合作社，在集体农场内都有书报代售处，到处可以很快买到新书。我们这里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们的书要从上到下，层层发行，到了分支店所得折扣已经很少，要是再托书亭或合作社代销，就无利可图了，所以是行不通。

所以要搞好发行工作，最理想的办法，是由统一的中央发行机构，垂直发行。各地的分店、支店，以至书亭、合作社，按照全国一律的定价，直接以书刊供给读者，把每天售出的书款，不扣除任何折扣，汇交中央发行机构。至于各级发行机构的工资、运费和一切开支，按照一定的预算编制，由中央发行机构直接支付。这样第一可以节省发行工作的一切浪费，第二可以大大减低书价，第三可以使书刊的发行工作普遍深入到群众中间去。

这样就是书刊统一发行的道路。东北和山东已经开始向这条路走了，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都一定要走向这条路。

讲分工，首先应当使出版和发行分工。出版和发行搞成一揽子，这是中国出版事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我已说过多次，在这里我不想多说。我只说出版和发行的分工，就应当像贸易公司和工厂的分工。工厂是搞生产的，贸易公司是办理生产品的流通运销的，贸易公司应当销售各种工厂的产品，只要是人民所需要和市场所要求的，不管是公营或私营工厂出的货，都得销售。工厂是以生产为目的，工厂可以接受贸易公司的定货，但没有必要自己设立销货机关。同时贸易公司自己开工厂也是没有必要的。

书刊的出版与发行，是两种性质不相同的业务，应当分工。出版和发行分了工后，出版部门可再分工，例如有的出文艺书，有的出理工书，有的出学校教科书，诸如此类，各有专业。专业化之后，所出的书更精更好，而且可以避免重复，节省浪费。

这样的统一分工，好处是很多的。统一分工之后，书价可以减低，质量可以提高，耗费可以减少，销数可以大大增加。就目前的客观情势，这样的统一分工并不难，只要我们大家在思想上一致，共同去做，就能做到。

我们的工作同志，往往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束缚在自己造成的小圈子里，缺乏全局观点。我们总喜欢样样都搞，既搞出版，又搞发行。我们脱离不了两种偏向：一种是单纯的营利观点，能行销能获利的书才卖，不能行销不能获利的书就不卖。另一种是单纯的革命观点，只有革命的书才卖，表面与革命无关的，即使为人民所需要的书就不卖。

要避免这两种偏向，我们首先应当对出版工作和发行工作这两种不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认识。出版和发行虽然都是进行文化思想斗争，但各有其特殊任务。出版工作者所负担的是生产任务，就是生产优良的精神食粮，发行工作者所负担的是流通任务，就是把精神食粮输送到人民大众中间去。这两项任务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也都是为了革命。

发行工作既然是执行书刊流通的任务，所以只要是人民所需要的于人民有益的书刊，都有流通的任务。不仅是马列主义的革命书籍应当推销，就是各种技术书以至供人民娱乐消遣的书籍（只要不是有毒的）也应当同样加以推销，不仅是国营公营出版机关的出版物应当推销，就是私营出版业的出版物，也应当加以推销。

按照这个原则，新华书店就应当成为国家图书公司，凡是一切机关学校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书刊都有加以供应的责任。

有人就要问什么书刊都一视同仁地加以供应，那么，有些内容不适当的，甚至反动的书刊难道也应当由国营书店来销售吗？不，内容不适当的书刊，应当加以批评、修正、改进，反动的书刊是应当查禁的。但这主要是政府和出版工作者的责任。只要政府能加以管制，全国出版工作者都能对人民负责，再加上群众的批评监督，自然不会有这一类书刊的流行。即使还有，数量也一定非常少。发行工作者却不必因噎废食，顾虑得太多。

假如我们的发行方针，能够依照以上所说的原则，那么要搞好公私关系就容易得多。有许多私营书店都因为新华书店不能随便代售他们的书刊，因此他们就感觉到国营书店要想包办，他们再没有出路。要是新华书店可以代售一切书店的出版物，那么，目前私营书店所遭遇的困难，就解决了一大部分了。

不但如此，目前干部缺乏的严重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现在我们苦于缺乏发行工作干部，而许多私营书店有不少精通业务的人员却闲着。上海贸易公司把许多私营的零售商店，连人带货都包下来，这一个办法，在我们的发行工作中，也是可以考虑的。

目前似乎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是开革命书店的，既然是革命书店，所以不是革命干部，我们就不需要；不是革命的，或者表面上与革命无关的书籍（如《水浒传》《红楼梦》），我们都不卖。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确是不适合了。

不错，我们是开革命书店，但是革命同时也需要我们开好书店。假如国营书店能够以极低廉的价格，广泛普遍供应人民以他们所要求的精神食粮，同时我们又能团结一切旧的新的工作干部来做，我们便是忠实地执行了革命任务。只要想通了这一点，我们的出版发行工作，就会走向一个新方向，一切就都好办了，而我们的出版事业，也就会面目一新了。

本文节选自《胡愈之出版文集》，胡愈之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页。

【导读】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省上虞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1931年他主编《东方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他与邹韬奋共同主持著名的《生活周刊》并推动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他应鲁迅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临时中央执行会执行委员。1935年他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的活动，并积极担负声援营救“七君子”的组织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新加坡创办了进步报刊，在海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躯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等要职。

该文是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为来京出席会议的华北区新华书店分店经理和三联书店各地分店经理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招待会上，各地出版发行人才汇集一堂，在这个良好的契机下，胡愈之指出了当时国内的出版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未来出版发行业改革的方向。

胡愈之的讲话先借周总理对政府机关干部教条主义之风的批评，谈到出版发行工作上的缺点。首先，学习带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很少与实际的业务相结合。工作只按照旧的经验来走，未配合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其次，组织经营方面的落后，即机构分散不统一、单位之间不讲分工。虽然思想上很努力，但是工作上仍有农村手工业作风。

谈到解决措施，胡愈之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有中心领导的统一发行机构，伸展到全国的发行网。这样由统一的中央发行机构垂直发行，有利于减少中间机构的发行费，降低书价。至于分工问题，首先应该使出版和发行分工，出版部门可再分工。如此专业化后，所出的书更精更好，避免重复浪费。

总的来说，胡愈之强调出版发行分工专业化，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发行机构，有伸展到全国农村、城市、工厂、学校、机关、公共场所，以至穷乡僻壤每个角落的统一的发行网，垂直发行，降低读者负担。

该讲话对我国后来全国发行网的建立以及出版和发行的分工具有指导性意义，为之后的出版发行业改革做了思想上的铺垫。此选文只选取了胡愈之先生的一次讲话，就能看到其对出版发行工作的专业负责态度，以及对百姓购书问题的关切之情，讲话虽然是针对出版业的干部，但是着眼点却是如何便民买书、降低书价。

胡愈之策划出版“三农”图书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要求编辑干部下农村蹲点，推行编者、作者、读者三结合的编辑做法；二是亲自下到农村调查，采编适合农民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稿件；三是集中全国的资源，以极低的定价推出大量“农村版”图书。该文就体现了其第三点的思想，即通过出版发行业的改革，建立全国的发行网，降低书价，惠及百姓。

（张淏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