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

我国出版事业发达最早。木版印刷，据说始于冯道；然绝非冯道一人创始，大约隋、唐间已有之矣。至宋益形进步，刻本既多，字体亦佳，今所谓宋版者是也。明代刻书[2]亦盛，今世所谓版权者，实始于明代。盖刻一善本，不许他人翻刻，故书上常有“翻刻必究”字样。其与著作权不同者，则吾国素守述而不作之训，又未知精神可为权利，故只认物质权利之版权；而不认精神权利之著作权也。

印刷术由中国传至欧洲，虽无确证可据，但我国为世界印刷业之先进，则为世界所公认而可断言者也。然我国无论何事，发明虽早，进步甚迟，印刷术亦然。我国沿用木板，多至千余年而无改革，反不若欧美等后起者进步之速。至欧美新印刷术输入我国，在咸、同年间，先有教会设立之印书馆及石印局。当时石印极发达，夷考其故，则以石印字小，便于考场携带也。二十年前，出版业渐形发达，彼时日本人在沪经营者颇有势力，其后渐衰。盖一国之“文字”“习惯”及“国民性”，均非外人所能了彻；故出版业亦非彼等所能经营也。我国大规模之出版、印刷事业，殆只有商务[3]、中华[4]两家，且均以学校教科书为主，稍高深之书，殊不易销，良著亦不多见，实可谓仍在幼稚时代。十余年前，余曾以当时之日本为例，推算我国书业，每年应有三万万之营业。然此犹昔日情形，今若以现在之日本为比例，则应加一倍以上，若以美国为例，营业数目之大，更令人惊骇莫名矣。美国有一种《家庭杂志》，常销三四百万份，全年营业约达二千万元。我国最发达之报，日常销数不过数万份；即出版业所有之营业亦不满二千万元。除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外，其营业较大者，厥为印旧小说及医卜星相书之书肆[5]。以《三国演义》一书论，每年销数达三四十万部。查此类书籍多销之故，当因人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厥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之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则社会一般人之程度，当可徐徐增高也。我国书业如此幼稚，而经营却极复杂。盖欧美各国经营出版业者，恒不自办印刷；营出版业或印刷业者分工复细，“铅印”“石印”“照相”“制版”“雕刻”等，固各专其业，即出版者亦复科学、文学、宗教、教科、小说、美术……各营其一二种也。我国则因社会上此种实业尚未发达，故凡关于书业一切之必需物皆须自营，而出版业未大发达，无从分工。外人来参观者，辄觉商务、中华两家博而不专，彼等殆未知我国情形也。

我国书业之组织，与欧、美不同之点，尤不止此。譬如以分店论，查外国书业之分店，至多不过数处；若我国则不然，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分店各多至三四十处。其所以如此者，亦有二故：（一）货币不良，价值不定，而分销处买卖不多，安能代受此种亏累；（二）交通不便，运输为艰，分销处资本又小，不能有充分之预备。于是内地学校需要课本时，每感不便，此又不得不自设分销。

至于我国书业之组织，规模小而资本微者，实无组织之可言。盖资本小，则无详细分工之可能；无分工，则组织简单，不言而喻矣。商务、中华两家之组织大略相同，今且就敝局略述之。敝局系一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百六十万，股东千余人，以如许资本，有如许股东者，因其中无最大资本家也。敝局组织，系设“董事”九人，“监察”二人，一年一任。“经理”由“董理会”推举。其办事之组织，分总公司、总店、编辑、印刷四大部，其中又分若干部课。（各部课名目情形，笔记从略。）

今鄙人已将我国书业，大约为诸君约略一谈。然我为何从事书业，言其动机，大约有二。（一）我十九岁时，因感买书不便，遂自动地欲开书店。与友人集资千余元，办一书店于武昌。开设一年，营业达万余金，略有盈余。后来因从事于此，则无暇读书，又因不堪其苦，遂辞职，改就汉口《楚报》[6]记者。（二）由鄂来沪，本欲东渡求学，适昌明公司移本店于汉口，要我任上海支店经理，屡辞不获。又见书业大有可为，一则外国人不能与我竞争，盖外国人言语不通，文字不习，实不能控制我国书业；而旧书商多无学识，吾人投身其间，不惟可改良书业，且易出人头地。有此二点，鄙人遂勉就是职。后来又因自己自视太高，不能忍耐，小受委曲，即欲舍去，原约一年为限，届时辞职。后在文明书局[7]二年，商务印书馆三年，民国元年任中华书局之事，迄今十一年矣。阅世渐深，少年时之意气亦渐减。盖当时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今则自知才力有限，勉强任重，时虞不胜。

本文节选自《陆费逵谈教育》，陆费逵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120页。

【导读】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浙江桐乡人，生于陕西汉中。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儿童时期受家庭教育影响颇深，其自称：“我儿童时代读书七年，其中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十三岁读完四书、五经。”[8]其母常教他阅《纲鉴》、习算术，其父长于文学、书法及治印。其曾祖陆费墀，为清朝翰林院编修，曾任《四库全书》总校官。1904年，陆费逵与友人在武昌开办书店，此时方18岁。次年秋就职汉口《楚报》。1906年开始在文明书局做编辑，两年后被商务印书馆重金聘入，后委以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等重任。此间，陆费逵察觉到中国出版业大有可为，于是开始筹集资金。1912年，陆费逵从商务印书馆离职，与友人创办中华书局。而后中华书局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凭借教科书起家，之后陆费逵大胆引进新印刷技术，而当时因凹版印刷复杂，且损耗大，其他出版社轻易不敢使用。他还曾数次出国考察，学习先进出版经验，培养新型出版人才。后为出版《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呕心沥血。1936年《辞海》正式出版面世。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陆费逵全程参与编印，可谓功臣。至1941年病逝，陆费逵总领中华书局近三十年。在出版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立下不朽的功勋。长期以来的出版实践，让陆费逵对中外出版现状颇有研究，也形成了时代特征鲜明的出版思想与理念。正是他的这种思想理念才使得中华书局在动**的时局下仍不断发展，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选文是陆费逵19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对我国出版业的现状，进行了简精的解读。并将中国出版业与美、日及欧洲诸国对比，又从书业组织、人民智识，以及其他层面分析我国出版业的现状和弊病，同时提出对策。特别是对当时民营书业体制有历史性描述，价值尤大。

陆费逵认为，我国出版事业发达最早，出版技术可以追溯到冯道。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我国便开始注重“版权”，书上常有“翻刻必究”的字样。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版权只涉及“印刷出版”，却未涉及“著作权”。然中国出版事业虽起步早，但是千余年进步甚微。反观欧洲，后来者居上。在近代，稍有规模的出版事业，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倘若细观中国当时的出版事业，便能发现三个问题，其一，出版物以教科书为主，良著不多；其二，营业发行量较小；其三，人们购买的书籍以《三国演义》类浅近易读旧书为主。陆费逵将其归咎于人民智识太浅。因此，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有二，其一，普及教育；其二，发行科学、文学类书。除此之外，我国出版组织与外国也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组织分工”“分店分销”“资本规模”三方面。具体而言，即我国出版事业博而不专，组织简单，书局分店众多；欧美则各专其业，分工明确，分店较少。所以，我国书业尚处在发展的初期，亟待发展。在出版业几十年的深耕，让陆费逵对于中国古今出版事业了如指掌。文中，他不仅对比了中外出版业的现状，而且从不同层面分析我国近代出版业的短板。比如从整体形势观察出版业情形，得出我国出版业尚处“幼稚阶段”；从民众智识上思考销量经营规模小的外因；从组织架构略谈当时出版业存在问题的内因。并针对如何改变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可不谓思考深邃。而陆费逵之所以投身出版业，他自以为有两点，其一是受青年时经历的影响，其二是当时中国出版业大有可为，外国人不通言语文字，而国内旧书商缺乏学识。此外，当时的中国深受列强欺压，各界有识之士皆欲谋求救国之道，陆费逵一直提倡“教育救国论”。于是，在创办中华书局后，他便提出过“教科书革命”和“华商自办”的口号，并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先进的出版思想不断革新近代出版业的面貌，在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民营书业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写下了绚烂的篇章。

他一生致力于“书业进步”，秉持“出版业良心”[9]。陆费逵对于出版业的认识，不仅深刻，而且长远。这也正是陆费逵能在出版业取得卓越成就的缘由。其在出版管理、出版经营、出版制度等方面的建树，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开创性的地位。

（李强）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刻书：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的通称。中国古代出版的书籍大都是刻书。大体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寺刻本”“院刻本”五类。

[3] 商务：即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

[4] 中华：即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筹资创办于上海。

[5] 书肆：旧时中国民间出售书籍的店铺或市场。最早始于汉代。

[6] 《楚报》：1905年在湖北汉口创刊，日出二张。由胡歆生创办并自任总经理，张汉杰任主笔。1905年秋，陆费逵就职《楚报》。同年年底，因抨击时政，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主笔张汉杰被捕，陆费逵被通缉。

[7] 文明书局：中国最早出版机构之一，1902年廉泉（南湖）、俞复（仲还）、丁宝书等集股创办。

[8] 陆费逵：《陆费逵谈教育》，16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

[9] 万安伦：《中外出版史》，28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