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

菊翁先生阁下：

屡接手示，承念，感甚。惟不能详复，歉甚。敬将紧要各件略复□□，余由号信另详。

一、公司本年上半年生意较去年多做数万元，请阅寄上之月结单便知。

一、近日沪上市面不振，现银稀少，兼之今日蔡道奉旨革职，道库放出各款或如收回恐市面更难支持矣。新任系刘印燕翼，到任如何补救尚难预料。

一、公司被正元等所倒各款约须吃亏三万余金。此系弟一人忽略所致，请谅之。

一、弟自己名下被何兆政等拖欠五六万金。现结算尚余十万金，想可支持过去。所有前欠各庄之款现均清偿。

一、宝兴公司已倒。弟名下应亏五万金，有正元存款可抵。其余股东各自料理。

一、公司除还三德堂二万五千金外，尚存现银九万余两，大半转存正金、道胜二行，故无甚险。

以上各种均系紧要。弟甚盼吾兄早回，由西伯里亚回申为感。余容信详。专此敬复。

秋安，不一。

八月廿八日夏瑞芳顿首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张元济》第十四章《夏瑞芳之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193页。

【导读】

本文两则节选是当年商务印书馆的经济进出和夏瑞芳的个人财产情况，它们都是写给海外游历的菊翁张元济的。张元济，号菊生，时人尊称其张菊老、菊翁。本文所选两则便函均为夏瑞芳写给张元济，前一则是公司财务等事，后一则是他的私人财产问题。这两则便函是目前能见到的夏瑞芳有关出版财务方面的亲笔著述。由于夏瑞芳是中国最早的民营出版家，对中国出版的现代转型居功至伟，虽然此次在编选《中外出版原著选读》时，不能找到夏瑞芳关于出版的规范性文章，仅以此信为导读来认识夏瑞芳和商务印书馆。这封信中，夏瑞芳将公司和个人财务状况和盘托出，彰显出其光明磊落之人格，及期盼张元济早归之情和倚重之势：“弟甚盼吾兄早回，由西伯里亚回申为感。”期盼之情，令人动容！

夏瑞芳邀请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型印刷企业转变为现代出版企业，揭开了商务印书馆历史的新篇章。

夏瑞芳（1871—1914），字粹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幼年家境贫寒，母亲在上海一个外国牧师家中当保姆，很少回家。其九岁时，父亲把家中仅剩的一点土地和房屋卖了，在上海董家渡开了爿小店，把其寄养在伯父家中。后来，夏瑞芳跟随母亲去上海，外国牧师见其聪明勇敢，十分喜欢，送他到当时教会办的清心学堂读书，在清心学堂他与宁波同学鲍咸恩、鲍咸昌兄弟结为好友。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不错，还学会了英文排字。夏瑞芳18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境更为困难，清心学堂的一位监院介绍他到教会办的同仁医院工作。一年后，他觉得在医院打杂学非所用，就辞职进了文汇、字林等外文报馆当排字工。不久，母亲也病故了，孤身一人的夏瑞芳成了鲍家的女婿，与鲍氏兄弟结为郎舅关系。鲍氏当时在江浙一带是个大家族，鲍氏兄弟的父亲鲍哲才为宁波人，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作为排字技师的重要一员，协助传教士创办和经营以印中文本《圣经》为主的美华印书馆，他对鲍氏兄弟和夏瑞芳走上印刷、出版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瑞芳与鲍咸恩、鲍咸昌及好友高凤池合股开了一家小印刷所，在德昌里租了两间房子，取名商务印书馆，英文名字“Commercial Press”，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商标就是英文字母“CP”，中间加一个“商”字。商务印书馆创立之时，集资3750元按每股500元计，总共7.5股，鲍家的女婿夏瑞芳，鲍氏兄弟鲍咸恩、鲍咸昌各出一股的股金，鲍家的另一位女婿张桂华和鲍咸昌的小舅子郁厚坤各占半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鲍氏的家族企业。夏瑞芳被推举为总经理，鲍氏兄弟用其所长主管排校和印务。自创办之日起，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以家族为背景的股份制企业，但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家族的痕迹消除，转变为一个纯粹的现代企业，这与夏瑞芳具有很大关联。

商务印书馆在创业初期仅有几部手动印刷设备，对于夏瑞芳来说远远不能满足。于是，他不断委派技术人员赴日本、美国、德国等国考察，学习最新的印刷技术。与此同时，他亲自赴外国学习考察，不断购买新式机器，大量聘请外国技师来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这个阶段商务印书馆的设备和技术得到极大的提升。

1900年，在纱厂老板印锡璋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收购了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修文印刷局。修文印刷局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一家印刷机构，设备先进而且齐全，制版等技术领先，不仅能印一般的商业文件，而且能印中文、日文和西文书籍。收购日本修文印刷局对商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用创始人之一高凤池的话说，“商务基础之稳固乃发轫于此”。而且，商务印书馆迅速成为国内具有凸版、凹版、平版技术的机构，这一切还奠定了中国现代民族印刷业的基础。随后，夏瑞芳为了企业长远发展，成立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等。

第一次增资扩股不仅引进了资金，实现了向现代企业的华丽转身，更重要的是引进了一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出版和文化史上堪称文化领袖的人才——张元济。在张元济入股的第二年（1902年），他便应夏瑞芳之邀，正式加入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入股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型印刷企业转变为现代出版企业，同时也揭开了商务印书馆历史的新篇章。1903年，商务印书馆进行了第二次股份制改造。此次创举中，“夏瑞芳不仅引进外资、开创了中外合资企业的先河，更为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民族出版业的现代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资方是在日本极具声誉的出版机构——金港堂，金港堂名列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四大教科书出版社之首。上海作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吸引了很多外国企业进入，日本的金港堂自然也看到了在上海发展的商机，意欲进入上海”[1]。

面对难以匹敌的强大外国竞争对手，夏瑞芳审时度势，作出了与其以卵击石与之竞争，不如以我为主与之合作的战略决策，经过与日本大出版商金港堂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合资协议，要点包括各出资10万元，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由中方完全控制经营权，中方出任总经理等条件。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曾对此评论：“夏公在商务与日本金港堂的十年成功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令人钦佩。夏公采取与其联营的办法，利用日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中国的民族出版业。在联营中，夏公坚持由中方承担日常经营、人事、行政权，日方只在董事会中派员行检察之职。这在列强侵华、国势颓危之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坚持主权利益的一次中外合资。”

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合资经营，不但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而且率先引进了外籍的编辑人才和出版印刷技术人才，以及现代经营管理方式。利用与日方合资经营的便利条件，商务印书馆派遣大量的人员赴日学习，对民族出版业的队伍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现代的教科书编撰、出版理念，使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中国的教科书出版领域独占鳌头，更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这一次引进外资的股份制改造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商务印书馆建立和完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股东大会推荐董事和监事，董事会推举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等。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作持续了10年，这10年是企业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10年。辛亥革命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人的合资也遭到人们反对，董事会和夏瑞芳果断决策，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日股。夏瑞芳几经往返上海和日本之间斡旋，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说服日方放弃股份，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出版企业。

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公司为完全由国人集资经营的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额购回。日后，关于收回金港堂所持股份，商务印书馆在向股东大会汇报时特别指出：“此事关系重大，本应召集股东会筹议办法，只因商机宜密宜速，故由董事会担负责任，先行议决。此事应请股东原谅。……此项收回日股均系夏总经理苦心经营，乃得达此目的。”

在商务印书馆于《申报》上刊登启事，宣布全部收回日股的当天傍晚，夏瑞芳在上海河南路发行所门前被暗杀。夏瑞芳的去世是商务印书馆和近代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此时的商务成立17年。17年间，商务已经由3750元规模的一个小小印刷作坊，成长为一家具有200万元企业资本、分馆遍布全国的企业，执全国文化出版机构之牛耳。在他去世前夕，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亚洲一流的出版公司，后来更成为跻身世界前三的文化和出版巨头企业。

（印尧）

[1] 于殿利：《中国近现代民族出版第一人——纪念夏瑞芳逝世100周年》，载《现代出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