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
四年[2]二月二十三日，诏：“民间毋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
本文节选自《宋会要辑稿》，（清）徐松著。万安伦、周杨据《宋会要辑稿》第六册民国二十年上海大东书局本点校。
五年[3]二月二日，中书门下言：“北戎和好已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搉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
诏：“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迄，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
本文节选自《宋会要辑稿》，（清）徐松著。万安伦、周杨据《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民国二十年上海大东书局本点校。
七月[4]二十五日，礼部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5]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
本文节选自《宋会要辑稿》，（清）徐松著。万安伦、周杨据《宋会要辑稿》第十四册民国二十年上海大东书局本点校。
【导读】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唐初出现的雕版印刷与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加之臻于成熟的造纸技术，都为宋代活跃的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宋朝统治者推崇文治、提倡学术，在旺盛的图书生产需求下，宋代发展出了影响后世的五大刻书系统，所印书籍印刷精良，多为善本，宋朝成为我国古代软质出版的高峰。然而繁荣的刻书事业令后人景仰的同时，却也让当政者头疼，宋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出版管制的条文法令，《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
《宋会要辑稿》是清朝嘉庆年间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的宋代官修《会要》，辑录了大量宋代史料，全书共分17门，其中《刑法二》中记录了大量关于宋代出版管制的内容。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统一了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然而推行重文抑武的宋朝，军事力量羸弱，先后与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长期对峙，时战时和。在此期间，民间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频繁，其中就包括宋朝的书籍。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书门下上书称：“北戎和好已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搉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在边境传布的书籍中有许多论及边关军机、臣僚撰写的时政论述、朝廷的实录会要，等等，这些书籍不利于政局稳定，对宋朝的军事、外交造成了泄密等极坏的影响。在此之前，宋朝廷已对此种情况进行过管制，禁止边境人民贩卖此类书籍给敌国，然人心趋利，依旧屡禁不止。仁宗遂决意从出版源头上抓起，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出版审查制度，“今后如合有雕印文集……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板，方得雕印”，违者由官府毁弃印板，并加罪罚。
元祐五年（1090），朝廷进一步加强对时政及边防书籍的管制，禁止出版流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
除朝政军事外，宋朝明令禁止刊行的图书类别还有宗教书籍、历书及违背儒家思想的书籍等。其中宗教书籍最为严格。“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6]宋代农民及士兵起义往往借助宗教来宣传和联络，还有一些“无图之辈”编撰神邪之书妖言惑众，因此《宋刑统》中的《造妖书妖言》便直接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刑责很重，且传布藏匿之人还需受连坐之罪，或流放发配，或入狱杖责。
如果说禁止“妖书妖言”是为了维持对民众的统治的话，那么对于违反儒家书籍的控制则主要针对士族阶层及读书人。宋推行文治，尊崇儒家思想为正统经学，诸子百家便因不是先圣之学，而遭到禁止。因科举考试内容为儒家经典，坊间出现了许多类似教辅书的“程文短晷”，断章取义、曲解义理，应试之人为图便利省时争相背诵，宋徽宗时下诏禁止。
宋朝经济思想发达，除思想方面的管制外，政府还垄断了历书的印制，以此增加财政收入。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诏曰：“民间毋得私印造历日，令司天监选官，官自印卖，其所得之息均给在监官属。”司天监即太史局，负责占验、历法及风云气候，由其负责历日印制及售卖，收取所得之利，其他商人不得印制，若经营售卖须缴纳一定税费。
综上可看出，宋代刻书业发达、文化繁荣，但对于出版稳定政权的作用统治者已经熟稔于心。通过对出版业进行严格的管制，宋朝逐步建立了完善的出版管制制度，借助审查制度将涉密、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书籍限制在萌芽阶段，违者罚，遵者赏。这些制度与理念，此后也为后代政权所借鉴，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环境下，这种管制理念维持了社会与政权的稳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近代民主思想萌芽后，这样的出版管制束缚了思想与文明的自由发展，成为人们亟待挣脱的牢笼，“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也作为基本人权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张慧明）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四年：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3] 五年：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4] 七月：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七月。
[5] 缗钱：古代计量单位，一缗钱即一千文。
[6] （宋）窦仪：《宋刑统》，吴栩如点校，2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