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今各省设学堂，一切规制取法泰西[1]，学科课程虽有损益，然大致无甚差异，盖教育公理固不能背驰也。泰西普通学科，着重舆地[2]、历史，以吾所见英美历史课本不下数十种，有本国史，有本洲史，有列国史，有世界史，详略深浅，各殊其用。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3]，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焉。吾辈胜衣就傅[4]，识字数月即取所谓十三经者读之，但求背诵，不尚讲解。且在童稚之年，即求讲解亦不克领悟也。读十三经未竟，为之师者见其稍知字义，又责学八股试帖诸物，未尝以他书授也。

吾犹忆十三四岁时，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视世间事相去不知几千万里。偶得《纲鉴易知录》读之，乃知战国之后尚有谓曰秦、曰汉、曰三国、曰晋、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乃至于我大清者。继又购得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诸书，顾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读。固由姿禀[5]浅薄，抑亦其书之宜于浏览而不宜于教科也。今《钦定学堂章程》，由大学以至小学，无不有史学一科。而大学堂复有编纂课本之议，盖亦知以上诸书之不宜于教科矣；编纂新本，迄未颁行。商务印书馆主人辑为是编，以应急需。综阅始末，条理秩然，颇与童年脑力相合，用为课本，可使稍知古今大事。虽不能尽得读史之益训，而致之要不难。

如吾所云：吾恨少时无书可读，则生于今日者，宜如何自幸而发愤致力于是书也。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涉园主人序。

本文节选自《中国历史教科书》，张元济撰。万安伦、周杨据《中国历史教科书》清光绪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点校。

【导读】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年间进士，参与过维新变法运动。戊戌政变后被清廷下令“革职永不叙用”，旋即南下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1年在夏瑞芳邀请下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作为一位学养深厚的编辑出版人，张元济以他独特的文化眼光和经营策略，策划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影响深远的教材、典籍、译著，既实现了其“文化立国、教育救国”的个人理想，又为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印刷所发展成全国出版界的龙头并在中国出版现代转型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晚清政府兴办学堂、培养人才、振兴国力的大潮流中，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涵盖各领域的书籍，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其中《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一例。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是夏曾佑。夏曾佑（1863—1924），籍贯浙江，维新人士，曾与严复在天津办《国闻报》。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张元济即与夏谋划，请其撰写一部适合做教科书的中国通史。

该书的成就与贡献有三：其一，它是我国第一部“新体通史”。以往国人著史有三体——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前者断代为史、不能贯穿古今；后二者卷册浩繁，不易卒读，均不适合作为教科书使用。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采用了西方的章节体与纪事本末体相融合的体例，又以时间为轴，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展现历史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其二，引入了“进化论”的思想，将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且看作阶段性的演变，在当时轰动了历史学界。其三，打破了以朝代更迭为中心的“家谱史”，引入民族、国家、社会的内容，注重阐释其演进规律和连贯性。

值得重视的还有《中国历史教课书》对历史学的创造性贡献：它将“三皇五帝”当时尚无文献、考古记录的这段历史，定为“传疑时代”，这直接促成了后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民国“疑古派”的诞生。由于该书兼专业性与通俗性于一身，起初原定仅供高小学生使用，未及撰写完毕的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后续补充完整后，以《中国古代史》为名出版，1932年竟然又入选“大学丛书”。这反映出该书在历史学领域影响之广。

《中国历史教科书》之所以成为开创性的经典，与出版策划人——张元济的编辑出版思想和文化眼光密不可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张元济，历来主张教科书不仅应重视知识灌输，而且应注重修身养性之功用；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力图使得教科书“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地发挥教化作用。同时他认为，出版的思想必须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有所创新。这些都鼓励了夏曾佑这样的学者，大胆地突破前人藩篱，以严谨的态度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精华，创造出新的通史。

选文是张元济为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写的序言。考张元济一生为他人作的书序，目前仅发现三篇，此文即是其中之一，可见张元济对此书的重视。实际早在戊戌变法前，张元济就有编写新式历史书的想法：“中国史书、舆地宜亟编，不能不为后来者一乞大君子之手援矣！”（见张氏《致汪康年第十四信》）在本文中，张元济以自己幼时的求学经历阐释教育界的一大弊病——当十三四岁时，尚只知道“三代以上景象”（指夏商周）；后来偶尔得到一本《纲鉴易知录》，对历史产生兴趣后，却发现并无适合初学者（包括中学生）阅读的历史教科书，所能读的仅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一类“卷帙繁重”的大部头史书。从国民教育角度看，这无疑有碍于全体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在张元济贯彻一生的教育兴国的理念中：“国民教育之首，就是尽人皆学，所学也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因此，就不难理解张元济为何在繁忙的工作中特意抽出时间，来为一本历史教科书作序。

在晚清新式教育规定颁布后，清政府学部的编纂、出版能力都比民营出版机构薄弱，他们编写的教材在内容上颇受诟病，影响力较商务版教材小很多。而商务出版的教科书，覆盖了晚清教育的方方面面，直至1949年以前，商务版教科书仍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十分之六左右。这些教科书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普及，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代民营出版人的先进出版思想，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曹晶晶）

[1] 泰西：泛指西方国家。

[2] 舆地：地理。

[3] 髫（tiáo）龄：指幼年。

[4] 胜衣就傅：儿童可以穿大人衣服跟老师学习。

[5] 姿禀：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