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谦

编艺文者于其人所生时世，必为详考之。苟无可考，则付之阙疑可也。《汉志》于农家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四家注云“不知何世”，是其义也。其间又有虽无可考，而取一人与之同时者为之论定，则并时之例生焉。《汉志》道家文子云“与孔子并时”，老莱子云“与孔子同时”，名家邓析云“与子产并时”，成公生云“与黄公等同时”，惠子云“与庄子同时”，赋家宋玉云“与唐勒[1]并时，在屈原后”，张子侨云“与王褒同时也”，庄葱奇云“与枚皋[2]同时”。观其所称并时，或变文言同时，皆据世所共知者，以定著书之人。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夫时世不明，则作者所言，将无以窥其命意矣。故班氏称并时者，实知人论世[3]之资也。

本文节选自《二十五史补编·汉书艺文志举例·称并时例》，（清）孙德谦著。万安伦、翟钦奇据《二十五史补编》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开明书店本点校。

【导读】

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晚号隘堪居士，江苏苏州人，历任江浙通志局纂修，苏州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上海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等职。他在经学、史学、目录学、小学等研究领域都有涉及，擅词章、经学，兼及小学，精通音韵训诂，与郑文焯、朱祖谋、吴昌硕等均有往来，怀揣“生平意在立言，以期古之所谓不朽”的学术信念。他在当时学界的影响颇大，日本、德国不少汉学家都对其学术非常仰慕，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求教于他；日本人所办的上海同文书院意欲聘任他担任教职，被婉拒。他代表性的著述有《汉书艺文志举例》《六朝丽指》《古书读法略例》《四益宦文稿》《四益宦骈文稿》《太史公书义法》等，是清末民国具有影响力的学者。

《汉书艺文志举例》最早刻于1918年，即四益宦刊本，后有刘承干嘉业堂抄本流传于世。1936年以铅字排印形式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该书虽然没有单行刊印，但它却随着《二十五史补编》的不断翻印而不断流传，是《汉书·艺文志》学术史研究中第一部全面总结义例的专著，也成了后世史家编纂艺文志的范例。

全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指导思想，围绕“一人一志”展开，体现了极强的“史志”特性，它打破了《汉志》采用的随文注解的形式，归纳出四十六例体例特征，并将其分为两部分，前七例为一部分，是整个书的理论支撑，概括了史志目录的思想，后三十九例为一部分，具体讨论了《汉志》义例。关于目录类型，孙德谦认为，在藏书家和读书家之外，还有史家，三者之间存在递进的关系。

选文部分体现了作者编书的立场和原则，强调对入编的对象，必须详细考证其所生活的时代；就是不可考，也要标注“阙疑”，就如同《汉志》对农家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四家标注“不知何世”的处理。其间有的虽然不可考，但是可取一个与之同时代的人作为参照，这就是选文中所谓的道家文子云“与孔子并时”，老莱子云“与孔子同时”，名家邓析云“与子产并时”，成公生云“与黄公等同时”，惠子云“与庄子同时”，赋家宋玉云“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张子侨云“与王褒同时也”，庄葱奇云“与枚皋同时”等。正是通过这种“并时”“同时”的书写，读者可以根据世人所共知的人，来推断著书之人。在孙德谦看来，时事不明，则作者所言就无法真正了解。班氏所言的“并时”，实际上是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孟子强调在认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时，需要对作者的生平，以及人生遭际、心理轨迹等进行全面观照，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作品内涵。余嘉锡认为“不能得作者之时，则取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以著其与某人同时，或先于某人，在某人后，以此参互推定之。其法亦创于刘向，《汉志》多用之”[4]。

该选文以一个小的视角揭示了作者时代在目录类书籍体例中的重要性。目录书体例源自书叙，而书叙的写作对作者的行事、作者的时代、作者的学术考证提出了要求。此选文主要涉及作者的时代问题。余嘉锡认为，作者的时代，有四例[5]：即叙其仕履而时代自明；作者之始末不详，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书之时代；叙作者之生卒，并详其著书之年月；不能得作者之时，则取其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以上这些考论作者时代的方法，作为目录书编撰的重要参照，对正确把握作者意图、编者旨意意义重大。

（曹继华）

[1] 唐勒：楚国人，与宋玉、景差同时代，在文学才华上也与他们不相上下，善于辞赋。

[2] 枚皋：枚乘的庶子，生于梁国，是有名的汉赋家。

[3] 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是孟子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意指在认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时，需要对作者的生平，以及人生遭际、心理轨迹等进行全面观照，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作品内涵。

[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40～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