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乔

此两大出版公司，于民元前后文化大有关系，值得一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于民元前十五年，发起人为夏瑞芳、鲍咸恩、咸昌兄弟、高凤池等，皆教会设立清心小学之工读生，习英文排字。先后在字林西报及捷报馆为排工。各人积资千余，彼此商量，与其寄人篱下，不若自立门户。乃合股四千余金，在北京路租屋，创办商务印书馆，馆名乃摹仿美华印书馆也。当时我国尚未兴学，而耶稣教会在各地设立之小学甚多，须用教科书。乃请谢洪赉将英人所编印度读本逐课翻译，加以白话注解，名曰《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此书出版，行销极广，利市三倍。

戊戌政变，国人研究新学者，皆知借径日文，事半功倍。于是广智书局、作新社等应时而起，翻译日本新书新报，风行一时。夏瑞芳见之眼热，乃就商于戢元丞、王慕陶，托其购买译稿。戢、王欺其既不甚了解中文，更不知日文，乃漫应之。约粗通日文者数人，择定十余种书籍，但求迅速译毕，粗制滥造，在所不问。以两三角一千字之廉价售进，以两元一千字之高价售与瑞芳。瑞芳不察，斥巨资购以归，即先择数种排印出版。谁知徒耗人工纸张，并无销路，心知有异。是时张菊生[2]在南洋公学办译书局，恒有译稿，来托商务排印。瑞芳意以菊生为正人君子，必不欺人，遂以斯事告之。菊云：“将稿送我看后再说。”瑞芳立即将各稿送去。菊生披阅后，大为诧异。盖译文与原本文字，十之七八不相合，不过尽量多写，以博取稿费耳。即答瑞芳曰：“汝受欺矣，此稿全部不能用也。”瑞芳乃求菊生为之设计，必须将耗去巨额之稿费，收回数成，不想获利。菊生云：“只有再请人修改耳，无他法也。”是时商务有北京路之发行所，及北福建路之印刷所，瑞芳乃就印刷所旁住宅中，辟屋三间为编译所。请张主持其事，并请其入股。张乃聘请四五人进所，从事修改。然修改之稿出版后，仍无销路，盖原稿根本不适用也。

是时蔡孑民办理爱国学社，张向与蔡莫逆，乃问计于蔡。蔡献议：译稿既无用，不如弃之而编辑小学教科书。盖各地办理小学，日增月盛，皆苦无适用之教科书，尤以国文为甚。最初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有出版之蒙学课本，仅三册，其材料多从英文读本译出，略加本国故事，不适用于我国学校。其次，是无锡俟实学堂之蒙学读本，有八册，前二册是撰著，次四册是选简短古文，末二册选子书，稍具雏形，行销甚广。然其第一册第一课是“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其陈腐可笑如此。预编此书之陈颂平告我：“此一课乃吴稚晖得意之笔。”微陈君言，谁敢信之！故蔡氏建议编教科书，却有远大之眼光。

张氏赞成此说，遂聘蔡为编译所长，主持斯事。蔡就学社教员中选择数人，分任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国文由余担任，历史由吴丹初担任，地理则所中原聘之人姚某任之。未及数月，苏报案起，蔡往青岛，事乃中止。后菊生与余直接磋商，请余进编译所，并托余介绍能编算术、历史、理科者，余即推荐庄俞、严保诚诸人进所。至年底，高梦旦来，始规定整个编辑计划，特别注重国文。至民元前九年，《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未及数月，行销至十余万册。当编辑之时，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瑞芳恒怀疑，嫌其迟缓，及出书畅销，始为心服。其余算术、历史、地理等科，亦相继出版。商务教科书营业之盛，冠于全国。南洋之《蒙学课本》，文明书局发行之俟实学堂《蒙学读本》，渐渐淘汰。

沪上士绅夏清贻[3]等，见商务教科书营业特盛，乃联合同人，用张季直出名，发起中国图书公司，登报招股，旬日之间，得二十五万元。声势之盛，社会瞩目。然夏氏缺乏经商知识，先以巨款建筑宏大之印刷厂，将资本冻僵，流动资金鲜少，以致周转不灵，至所编之国文教科书，要力避商务《最新国文》之典型，别创一格，却又无从下手。又因急于出书，选材既未精审，文字又欠生动。问世以后，行销不广。其余唯历史、地理两教科书，稍见生色，然终不能与商务为敌。未及十年，不克支持，乃归并于商务。即文明书局，亦不久为商务所并（按：系归并中华书局之误）。此时期中，商务俨然教科书之托辣斯[4]，无有能与竞争者。迨辛亥革命，中华书局乃如异军苍头，突然而起。

先是，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屡与文明书局代表陆费伯鸿见面，谈论之下，大奇其才。盖经营书业者，有发行印刷编辑三大部份（分），互相联系，然能发行者未必知印刷，能印刷者未必知发行，能编辑者更不知发行与印刷。唯陆氏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于菊生，以为如此人才，文明竟不能识，屈居普通职员，商务应罗致之。于是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梦旦欲坚其心，又以侄女妻之。伯鸿于二月十一日入赘高氏，仅一男媒，送之登门，一无举动，亲族皆不之知；编译所中同事，更无所闻。及十二日早晨，伯鸿照旧到所办公，且在所中午膳，不归去伴食，为所同人所知，皆讥其不近人情。余随口占一绝以调之：“底事翩翩陆伯鸿，昨宵婚媾太匆匆，百花生日春光好，辜负香衾来做工。”于此小节，可见陆氏为人之奇突，其能创造中华书局，非无因也。

商务待陆氏之优，超出同侪。虽年久资深之馆员，皆不能望其项背。又以梦旦极意笼络，意以彼必能忠于所事，为公司尽力矣。实则陆野心勃勃，在馆外与人合谋，私编小学教科书全套。[5]其实如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等，只成第一册，即登广告号召。商务方面夏瑞芳、张菊生见之大惊，责成梦旦与之交涉。结果，将其稿以重价购回，对伯鸿更增加薪水。伯鸿此举，实是竹杠主义，欲得巨金，以为资本，更隐有所图。梦旦左右为难，亦受其欺，瑞芳、菊生，更不知其内幕也。

是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商务同人有远见者，均劝菊生，应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后之教科书。菊生向来精明强干，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党臭味，提及革命，总是摇首。遂肯定的下断语，以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而伯鸿却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秘密组织书局。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商务措手不及，其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者，遂被一律打倒。伯鸿亦脱离商务，一跃而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商务则亡羊补牢，汲汲将各书修改，时逾半载，方能勉强出版，而上风已为中华所占。最为难者是高梦旦，不能见谅于商务旧发起人，竟有人背后诋为奸细者；唯菊生深知梦旦，倚畀如初。余与梦旦最莫逆，尝调之云：“君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矣。”

伯鸿于商务发行、编辑两方面，且招致多人，入中华书局，以厚其力。从此十年中间，商务、中华两方之明争暗斗，达于极点。中华方面，赖有孔财神（按即孔祥熙）为董事长，得代政府印刷钞票，一家占利。各省凡商务有分馆之地，中华亦必有分局。惟商务采集权政策，凡分馆皆由总馆派人前往经营，事事听总馆指挥。中华则不然，往往就各地士绅，与之协定，开设分局，性质定于合资。盖中华资本，究不如商务雄厚也。然伯鸿凭新兴之局，过于扩张，在民元八九年间，竟至搁浅，不能维持。曾与商务协定归并，草约已成，后有武进人吴镜渊投入巨资，此约遂取消。从此镜渊为董事长，操财政大权，伯鸿势力为之锐减。又以多病居香港，终至不治，镜渊不久亦逝世。

本文节选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导读】

本文作者蒋维乔（1873—1958），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清末时期先在爱国学社，不久在爱国女校任教。1903年夏天接受商务印书馆委托，独立编辑国文教科书。1903年农历十月，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资，改变“外包”办法，决定吸收一些编辑，以合力编辑教科书。蒋维乔即进入商务做编辑。此后一直是编译所国文部骨干，直至民国成立后，才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职。其人在商务任职前后九年，曾担任商务第一套新式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的骨干编辑，还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工具书《辞源》的编辑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写过几篇回忆录，《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即其中一篇。但据宋原放认为本文亦有某些内容失实（与其日记不全吻合）。鉴于蒋维乔在商务印书馆初创不久即进馆，参与了第一批新式教科书的组织和编纂，亲历了商务、中华的早期创业史，对一些外人不知的“内幕”、典故也有所了解。故此本文具有较高的史料性和权威性。

本文所述历史背景是在庚子事变以后，清廷改革学制、废科举兴学堂，但一切尚未完善，民营出版机构抓住机遇崛起。通过本文，读者可以大致了解两大民营出版社的初创原委、探索艰辛，尤其是在人才竞争、市场把握、出版思路等方面，颇有借鉴启迪价值。

在我国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阵营中，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和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两家。作为兼具经营意识与文化责任感的民营出版机构，二者在彼此竞争中，摸索出一套近代出版经营理念和“做书”方法，成为同时期乃至后来的民营新式出版的典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各省书院陆续改成学堂，旧教材已不适用，亟须编印新的教材以应时代需要。蒋维乔即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历时两年，编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以后商务又陆续编辑出版了《高等小学教科书》《简明国文教科书》《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简到繁，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浅到深，插图又极为生动，是中国历史上成套统一小学教材之始。“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均是从《字林西报》等西方在华出版机构走出的贫寒子弟，他们初期集股不到四千元，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起步不久便向教科书领域投入力量。这与清末大环境下新教育的发展有关。《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的成功，坚定了商务的出版路线。然而，在戊戌政变后的“日文翻译书热”中，夏瑞芳因经验缺少、择书不当而遭遇较大损失，这段历史所记者不多，从中反映出我国早期民营出版人在出版物的选择上，仍缺乏经验。

据本文所记述，商务印书馆最初出版新式教科书，系蔡元培的建议，后者颇有远大眼光。而张元济的加入，使这一决策得以实施，当时聘用蒋维乔等一批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分别从事国文、算数、历史等教科书的筹划，集思广益、编写耗费很大精力。功不唐捐，1903年发行即获畅销，商务奠定了新式教科书头把交椅、“教科书之托辣（拉）斯”的地位。先前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渐被淘汰。

本文还详细记述中华书局的创始原委：高梦旦如何从文明书局高薪聘来陆费逵，百般笼络，但陆氏暗怀“鸿鹄之志”，当辛亥革命山雨欲来之际，审时度势、暗中组织编辑力量（戴克敦、陈协恭、沈颐、沈知方等），秘密筹划另编新教科书以适应民国政体。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不久民国成立，陆费逵毅然脱离商务另树旗帜，中华书局遂成出版界第二巨头（中华书局注册资本二万五千元），公然与商务分庭抗礼。

本文最后部分略述及此后十年中双方“明争暗斗”的情形：中华书局得孔祥熙之利代印政府钞票，且在地方分馆设立上与商务争夺市场。而商务资本雄厚，在地方分馆上做法独特。后来中华书局在1920年之际因“扩张过度”出现经营困难，险些并入商务。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以教科书起家，而教科书又是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的基石；不仅如此，“兴国之任，首在教育，而教育又以小学为基础”，因此这段历史可透视出早期民营出版家自觉担当文化强国重任的勇气，以及早期摸索阶段的艰辛。文中对商务、中华早期创立者的叙述虽寥寥数笔，但形象扼要地勾勒了当时一批职业出版人视出版为安身立命之所，将商业和文化结合起来，在时代洪流中弄潮的历史。

（曹晶晶）

[1] 本文仅轮廓大体可取，而具体细节不甚可靠，请与本卷所收其他同时期写的《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对比。自张静庐将之编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以后，常被引用。

[2]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

[3] 夏清贻并非上海士绅，乃清末民国初开明书店创办人，中国图书公司的一般发起人之一。中国图书公司核心人物是席裕福（子佩）、傅子濂。

[4] 托辣斯：今多译为“托拉斯”。

[5] 与当年蒋维乔日记吻合。陆费逵结婚是在宣统元年二月十二日。商务印书馆处理陆费逵自编课本事，在宣统二年正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