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瑢 纪昀

经部总叙

经[1]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2]。

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3]。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4]继起，道学大昌，摆落[5]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6]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7]“夏瑚商琏”[8]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9]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10]。

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11]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12]，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13]，后为《考异》[14]。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案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15]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16]既不颁于外，家乘[17]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两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18]，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19]，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时《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子部总叙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20]，则寇贼奸宄[21]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22]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23]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24]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萃，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25]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

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26]，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27]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28]”，“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集部总叙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29]次之，总集[30]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至于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见贯休《禅月集》序）。夫自编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31]，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32]独秀，挺出邓林[33]。此在翦刈[34]卮言[35]，别裁伪体[36]，不必以猥滥[37]病也。

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于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

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38]也。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39]。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40]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41]，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

今扫除畛域[42]，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本文选自《四库全书总目》各部总叙，（清）永瑢、纪昀编著。万安伦、翟钦奇据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点校。

【导读】

此选文的编纂者是永瑢、纪昀等清代皇家学者构成的学术团体，核心人物纪昀（1724—1805），清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任左都御史，以及兵部和礼部尚书，是《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核心编修官。《四库全书》是中国清代乾隆年间最大的官修丛书，内容包括了先秦到清初重要的文献典籍，对后代的文学思想以及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差不多与《四库全书》同步完成的我国古代最完备书目，是古代文献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也成为后代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

《四库全书总目》的校阅整理与撰写提要的工作由纂官集体完成，戴震主经部，邵晋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而各位纂官都根据自己的分工撰写提要。《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每个著作都有一篇“提要”，后来将这些“提要”按照全书类次，加以综合编撰、修改，是为《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王重民先生考证，辑录《永乐大典》中书籍的分纂官和校阅各省所进书籍的分纂官，先撰写了单篇的提要初稿，这些初稿汇集到总纂官那儿，由纪昀和陆锡熊做统一处理，做了大量的综合、笔削和补充工作。”[43]该书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撰，至四十六年（1781）完成初稿，主要版本有浙本系统和殿本系统。浙本底本为文渊阁藏本，是《总目》第一刻。后来《总目》又经修改完善，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始竣刷印装潢，是为殿本。同治七年（1868），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是为粤本。以上三个版本，浙本流传较广，殿本则最佳。[44]

《四库全书总目》注重科学分类，主要有经、史、子、集四大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经部有十类：即《易》《诗》《书》《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以及小学，此部分包括群经以及小学之书。史部有十五类，主要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此部分包括记事之书，以及史体考辨和评论史实的专著。子部有十四类，即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此部分包括那些六经之外能成一家之言的书籍。集部有五类，即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凡诗、文、词、曲，散篇等均入此部。

《四库全书总目》以其博大的编撰视野和方略，彰显了编者的意图和智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给读者以启示。郑樵认为，古人编书要究本末，探源流，做到这些，读者才能易学易求。该书作为学术资料汇编，亦展示了自身的经营用心，各部都有总叙，每一类还有小序，在一些子目后还有案语，交代著述的源流以及分目原因，还对每书进行介绍，其中会涉及作者情况、著述得失、文章考证等。以上这些都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促进了清代学术考据学的纵深发展，对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研究都有重要贡献，开启了新一代学术探究之风，更带来了丛书出版的进一步繁荣。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以历史变迁的角度，述说了经学的发展，认为六经经过孔子的修订，没有需要后人补说的地方，后人能讨论的，只是解说经书经注，同时还指出经书从汉以后，对其研究的风尚体现出六种倾向：即汉代“及其弊也拘”，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及其弊也杂”，宋代“及其弊也悍”，明代“及其弊也党”，明代后期“及其弊也肆””，清代“及其弊也琐”。汉代儒者对经书的传授恪守传统，都虔诚注重师承。曹魏时期，王弼、王肃等对汉代儒者的解释持不同意见，怀疑之风兴起，中间经过孔颖达、贾公彦、啖助、赵匡，一直到北宋孙复、刘敞等，逐渐对儒经持自己的观点和解释。宋代，洛学和闽学继起，理学昌盛，开始抛弃汉唐的经书注释，学风更加彪悍，变革意识更加凸显，其中代表就是王柏等人。明代排斥异己的学术思想渐起，各家纷纷开宗立派，学术上狂妄恣肆的学风开始蔓延。随着空谈义理之风的大盛，也带来了对经书主观臆断学术研究倾向的反思与批判，清代不少学识渊博的儒者开始引用汉唐经学家的旧注来纠正理学家在字词章句考订方面的偏漏，促进了清代考证学的发展。自汉至清，经学发展分两派，一是“汉学派”，注重考据和文献；二是“宋学派”，注重义理，以及哲学探究。对于经学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疏漏，该文给出了正确的做法，即消除门户之见，互相学习，彰显公理，认为经学是天下的道理。最后，该文指出经部丛书提要的编撰原则，即检验参考众家学说，采取持平态度，对各书的面貌给出中肯的评价。叙文虽然短短几百字，但是其中包含了对中国经学史风貌的准确勾勒，对经学发展核心内涵的揭示，彰显了学者的学术判断，具有高屋建瓴的学术洞察。同时该叙文包含了编者的编书意图和方略，这些都为丛书的编撰提供了重要启示。

选文《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提出史书的编撰二例，即《春秋》和《左传》，认为撰述莫简于《春秋》，考证莫详于《左传》，应该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说明文献和历史。“撰述欲其简”与刘知幾叙事“简要”的说法一致。《总目》在评价《三国志》时认为“简质有法，古称良史”，认为好的史书应该以简练的文字表达丰富深刻的内容。“考证则欲其详”是对“考证”作出的要求，即在史书书写中要有实证文献，如果他书没有记载重要的史实，则需要留意他人相互校验的内容；对于史书记载，尤其是正史记载，要详细考证，认真书写，以便传于后人。儒者喜欢说夸饰之语，喜欢舍传而求经，这种说法不通，就算是通，也是私自求助于传，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加以说明，指出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都是参考纪传；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都是参考诸志；曰史评，则是参考论赞。在谈到私家记载时指出，宋明时期多私家记载，这与时人好议论，且存门户之见有关。通过该叙文能看到编者对历史材料占有的强调，大量材料在丰富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能为历史考证提供参照。编者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正是由于这些丰富材料，司马光才能“先为《长编》，后为《考异》”，最终写成“绝作”。在大量取材的同时，还要精选材料，这也是《总目》的一个选择史料原则。这些方略是清代自顾炎武以后，学术界注重考据，讲求实学的重要体现。

选文《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以宏观视野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倾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表明了编者的学术判断。子书是我国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子部总叙中回溯了子部目录的源流，“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汉志·诸子略》将诸子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个子目录，而《隋书·经籍志》子部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兵家、数术、方技四略合并到一起，分成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十四小类。该叙文提到子部主要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这与《隋书·经籍志》的分类相似。在诸多分类中，编者有自己的倾向，认为儒家为上，其次是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进而指出以上各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同时认为类似百家方技的术数，以及游艺之类的艺术这二家，均为“小道”。此种判断，足见编者对儒家、法家、医家、天文算法的重视，以及对术数与艺术之类的贬抑。虽然编者认为子部并非所有都有价值，甚至或有“门户之私”，但是其仍可与经史互为参照，即使与圣人不合，仍然可以存留下来作为对照，并引以为鉴。叙言提到子部的编选立场，即“广泛收纳而谨慎择取”。从这个角度而言，子部正是经史部分的有益补充。

选文《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叙述了集部总集、别集、诗文评等类的演变历程。按照刘师培的观点，六朝之前，文集名称并未确立，《汉书·艺文志》记载颂、赋、诗一百家，都不曾言集。文集之称，开始于梁阮孝绪《七志》。集部主要收集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和文学评论，《四库全书》将其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别集和总集三类。叙文提到，集部分类中，楚辞最早，别集次之，总集次之。楚辞之所以被单独列为一类，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为士人必读之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将明诗和辨骚并举，认为“诗骚”是一切文学的本源，而“骚”正是指楚辞。“在七略转变为四部之后，有两个比较大的改变，一是史部单出，二是集部扩张。”[45]唐代末期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刊刻变得简单，文集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情形下，集部也逐渐由只收录诗文转变为某一作者的文字总汇，也因为此，导致了叙言所谓的“四部之书，别集最杂”。集部总叙还提到“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认为讲学会形成派系，这对国家无益；而写作者会用手中的笔相互攻伐，这也会搅乱国事，同时给出了其中的缘由：即讲学一定要明辨是非，而明是非必会涉及政治，和政治的派系站位相关联，因此是祸患最大的；文人往往只是希望以诗词文章获得名誉，这对国家的祸患相对小点，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彼此文辞攻伐带来的移风变俗的危害。因此，应该清除成见和宗派情绪，“一准至公”。总之，整个集部叙文尽管在政治评论方面还存在时代局限，但是在学术思想的梳理，版本目录的考订等方面仍然显示了极高的学术水准。

（曹继华）

[1] 经：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2] 赞述：赞美称述。

[3] 拘：拘泥，缺乏变通。

[4] 洛、闽：洛学和闽学的合称，即程朱理学。

[5] 摆落：撇弃，挣脱。

[6] 攻驳：责难反驳。

[7] 包咸：东汉经学家，曾经注释过《论语》。

[8] 夏瑚商琏：夏曰瑚，商曰琏。

[9] 狂禅：比喻学术和艺术流派中僻陋悖理者。

[10] 小学：通常意义上指文字、音韵、训诂。

[11] 圣人：德高望重的人，有的时候也指孔子。

[12] 大言：夸大的言辞。

[13] 《长编》：在编史前先搜集资料，按次序编列称为“长编”。

[14] 《考异》：即《通鉴考异》，在《资治通鉴》编纂中舍弃不用的材料，用以说明问题、谬误以及修史时取舍的原因。

[15] 谱牒：记载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

[16] 玉牒：记载帝王谱系、历数，以及政令改革的书。

[17] 家乘：家谱、家史等，也指记载家事的笔录。

[18] 疑狱：证据不充分，难以判决的案件。

[19] 虚词：夸张不实的言辞。

[20] 皋陶（ɡāo yáo）：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中国司法鼻祖，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

[21] 宄（ɡuǐ）：奸邪，作乱。

[22] 授时：记录天时以告民，后来指颁行历书。

[23] 游艺：指修习学问或技艺。

[24] 小道：儒家对宣扬礼教之外的学说、技艺的贬低之称。

[25] 隶事：指引用典故。

[26] 二氏：指佛家和道家。

[27] 炳然：明显。

[28] 菅蒯：毛草之类。

[29] 别集：指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

[30] 总集：指收录众人作品的诗文集。

[31] 高文：优秀的诗文。

[32] 高标：出类拔萃。

[33] 邓林：比喻荟萃之处，汇聚之所。

[34] 翦刈：剪除。

[35] 卮（zhī）言：自然随意之言。

[36] 伪体：指一味模拟而无真实内容与自身风格的作品。

[37] 猥滥：多而且滥。

[38] 八病四声：四声：指平、上、去、入四声。八病，指作五言诗时，在运用四声方面所产生的毛病。

[39] 推阐：推理阐明。

[40] 操觚：指习作。

[41] 察相：明察之相。

[42] 畛域：指界限、范围，比喻成见、偏见。

[43] 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3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44] 三本《总目》的刊刻时间依据中华书局整理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凡例的意见。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认为殿本刊刻于乾隆六十年，是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又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引崔富章说，认为浙本不是据殿本翻刻，是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所附的《总目》抄本刊刻的。参见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332页。

[45] 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3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可以清楚看出诸子的渐衰，汉魏六朝诸子不及先秦诸子远甚。有创见的学者采用新兴的诸文体表达其思想，而这些都汇入别集之中，别集中不再只是诗赋文学，也包含有宗教、哲学、政治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别集取代了过去子书的部分功能，并且更加丰富多彩。参见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