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自科举之学兴，士人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贵而有余。读书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纸渝墨之中，相寻于寒苦而不足。每见其人有志读书，类有物以败之，故曰：读书难。

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欧阳公[1]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二者正复难兼。杨东里少时贫不能致书，欲得《史略》《释文》《十书直音》，市直不过百钱，无以应。母夫人以所畜牝鸡易之。东里特识此事于书后。此诚好之矣，而于寻常之书犹无力也，况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马、声色之间，稍清之而为奇器，再清之而为法书名画，至矣。苟非尽捐狗马、声色、字画、奇器之好，则其好书也必不专。好之不专，亦无由知书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数百金捆载坊书，便称百城之富，不可谓之好也。故曰：藏书尤难。

归震川[2]曰：“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卿云轮囷覆护其上。”余独以为不然。古今书籍之厄，不可胜计。以余所见者言之：越中藏书之家，钮石溪世学楼其著也。余见其小说家目录亦数百种，商氏之《稗海》皆从彼借刻。崇祯庚午间，其书初散，余仅从故书铺得十余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闻焦氏书欲卖，急往讯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为售主。时冯邺仙官南纳言，余以为书归邺仙犹归我也，邺仙大喜，及余归而不果，后来闻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访钱牧斋，馆于绛云楼下，因得翻其书籍，凡余之所欲见者无不在焉。牧斋约余为读书伴侣，闭关三年，余喜过望。方欲践约，而绛云一炬，收归东壁矣。歙溪郑氏丛桂堂，亦藏书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楼、马石田集数部，其余都不可问。甲辰，馆语溪，槜李高氏以书求售二千余，大略皆钞本也。余劝吴孟举收之。余在语溪三年，阅之殆遍。此书固他乡寒故也。江右陈士业颇好藏书，自言所积不甚寂寞。乙巳寄吊其家，其子陈澎书来，言兵火之后，故书之存者惟熊勿轩一集而已。语溪吕及父，吴兴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创而未就，网罗宋室野史甚富，缄固十余簏在家。约余往观，先以所改历志见示，未几而及父死矣，此愿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旷园之书，初庋[3]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山中所存，唯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丙辰至海盐，胡孝辕考索精详，意其家必有藏书。访其子令修，慨然发其故箧，亦有宋元集十余种，然皆余所见者。孝辕笔记称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书，一时索之不能即得，余书则多残本矣。吾邑孙月峰亦称藏书而无异本，后归硕肤。丙戌之乱，为火所尽。余从邻家得其残缺《实录》，三分之一耳。由此观之，是书者造物者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护之，又从而灾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列。余之无力，殆与东里少时伯仲，犹冀以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抄之。友仲曰：“诺。”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书目，遂为好事者流传，昆山徐健庵使其门生誊写去者不知凡几。友仲之子左垣，仍并前所未列者重订一书目，介吾友王文三求为藏书记。近来书籍之厄，不必兵火，无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无力而散，故所在空虚。屈指大江以南，以藏书名者不过三四家。千顷斋之书，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讫辛巳，余往南中，未尝不借其书观也。余闻虞稷好事过于其父，无由一见之。曹秋岳倦圃之书，累约观之而未果。据秋岳所数，亦无甚异也。余门人自昆山来者，多言健庵所积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数范氏。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则震川覆护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本文节选自《南雷文案·天一阁藏书记》，（明）黄宗羲著。万安伦、李仪据《南雷文定》清康熙刊本点校。

【导读】

黄宗羲（1610—1695），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等，亦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等。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至四十五年（1566），位于宁波，是当时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存世历史最悠久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是藏书史上的奇迹。

天一阁之所以保存近五百年，得益于管理人员极其专业的书籍收集和保管方法。中国古代房屋基本以木材为建筑材料，许多藏书楼都因失火被毁，而天一阁从建造开始就非常讲究，比如，由于“黑”对应五行中的“水”，因此整个藏书楼的装潢都以黑色为主；另外，藏书最怕火，所以给藏书楼起名“天一”，取汉郑玄《易经注》“天一生水”之义；阁前还建造了一个活水池，通向外面的海，既便于失火时进行扑救，又有装饰作用。为了应对江南的阴雨天气，天一阁还建立了专门的晒书制度，并在书中放芸草樟木，用前后通风形制的书柜等防霉、防虫，管理十分完善。

为了保护天一阁的藏书，范钦和他的继承者在家族内部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范氏家族还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在这种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很难有读者踏入天一阁阅读，天一阁在建造后的近150年间也几乎处于全封闭状态。

黄宗羲在治学过程中曾拜访过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均为当时著名的藏书楼），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在深知范氏家族森严规矩的情况下，黄宗羲仍向当时天一阁的主人范光燮（范钦的第四世孙）提出想要登楼借阅阁内藏书。按理说，黄宗羲为浙江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因而无法登楼，但无论是他的人品、气节，还是他的学问都受到全国思想者和学者所钦佩，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在范光燮的劝说下，范氏家族的各房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并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此篇《天一阁藏书记》留世。

对黄宗羲开放藏书楼这一决定不仅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也体现了一个藏书世家对爱书人、学者的尊重。当时就有一首诗流传下来：“烟波四面玲珑阁，第一登临是太冲（黄宗羲字太冲）。玉几金娥无恙在，买舟欲访甬句东。”据此，黄宗羲是第一个“破例”允登天一阁的外姓人之说流传至今。

从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出世以来，天一阁声名鹊起，万斯同、全祖望、冯南耕、徐健庵、陈广陵等江南名士纷至沓来。天一阁也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且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学者。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开放自己，显现了作为藏书楼本身存在的意义。在古代，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之间具有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重于收藏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一矛盾才通过一种新的方法得以解决。乾隆三十八年（1773）时，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在编写《四库全书》的征书过程中，天一阁进呈典籍638种，为藏书家之最，其中96部编入《四库全书》，377部入《四库全书存目》。后来，乾隆还下旨让保存《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阁都仿制天一阁格局建造。由此可见，天一阁作为中国第一私人藏书楼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在《天一阁藏书记》中，黄宗羲谈到了藏书之难：“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在天一阁建成100多年后，黄宗羲便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近500年后的今天，尽管经历了异常曲折的过程，天一阁仍然完好如初，不仅其藏书为我国的古籍的出版提供了无数珍贵的资料，而天一阁本身更是我国古代书籍出版及收藏界的一个丰碑。

（李仪）

[1] 欧阳公：即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2] 归震川：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

[3] 庋（guǐ）：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