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纟由[1]石室金匮[2]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3]，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4]，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5]。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6]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7]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策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8]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9]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本文节选自《资治通鉴》，（宋）赵顼著。万安伦、翟钦奇据《资治通鉴》宋余姚官刻本点校。

【导读】

本文选自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宋神宗赵顼作为宋英宗长子，在其执政期间，推行“熙宁变法”改革，在政治军事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在雕版印刷以及造纸术改进的基础上，推动史书的编撰，曾授意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儒者集体编修《资治通鉴》，并在其成书后，为该书赐名并作序。

《资治通鉴》核心编者司马光（1019—1086），是宋仁宗时的进士，宋英宗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判西京御史台。在此之后十余年，主要专注于编修《资治通鉴》。该书的编修是各方机缘推动的结果。《史记》之后，很多历史著述都是断代史。汉代至宋代千年历史，其间不少纪传体正史，为了廓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急需一部简明的编年体通史以供统治者借鉴。也正是在此思想根源下，司马迁开始着眼于这1362年间的历史，用294卷来展示编者的意图和政治意向。早在宋英宗时期，司马光就曾依照《左传》体例，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两百多年间的历史编成《通志》八卷，献于宋英宗。英宗较为赞赏，下令设立机构，授意司马光继续史籍编撰。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延续自己的工作，将新完成的《通志》呈给神宗，神宗虽然很满意，但是认为《通志》名称不是很好，于是在“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编辑出版思想下，将书更名为《资治通鉴》。此后，司马光在擅长两汉历史的刘攽、专注于三国至南北朝历史的刘恕、精通唐和五代历史的范祖禹等儒者的协助下，借鉴参照十七史的精要，兼收并蓄各种史料和思想，全情投入该书编修，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全部定稿，前后历时近二十年。这种众人集体修史的方式，要推及唐代的史馆制度，它是历史编撰学的发展，也是宋代学术繁荣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方式，刘知幾认为存在不少问题[10]，比如编修官过多，意见不一；史官责任不明，浪费时间。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各个史官工作各有侧重，自身又能统筹规划各个环节，并制定编修的步骤方略：收集史料，作丛目；对丛目史料进行整理、取舍、考证、修订，作为附注，也就是长编；司马光本人就长编所载史事，进行考订、删减、润色，写成定稿。以上成书环节，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叙中提到的“先为长编，后为考异”，最终写成“绝作”。司马光修史时48岁，而定稿时已经66岁，可以说《资治通鉴》是穷极了编者大量心血的出版珍品。

选文以帝王视角，阐发了《资治通鉴》编修的历史渊源和意图旨归。开篇以《诗》《书》《春秋》这样的典籍为切入点，引出编书的意图“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梁启超在谈到《资治通鉴》著书本意时，认为“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阕。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11]。且不论该书是否为皇帝教科书，单就其宏阔的视野与丰富的史料内容，也足以“垂鉴戒于后世”。选文还提到司马迁编修史书时借鉴了《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前人著述，纵横驰骋千余载，成为后代编修历史等学者奉为圭臬之体例。正是因为司马光判断是非与圣人相类，褒贬恰当，也被称为优秀的史家人才。选文还对宋英宗倾力修史方面的贡献，司马光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始编修史书，以及修史的思想站位、立场态度等方面作了阐述，引出著书开篇立意的缘由。此外，选文作者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整体学术价值和形制规模进行了评价和介绍，认为该部典籍记载了圣君贤臣，议政精要之语，良善制度，和谐天人关系，各种现象根源，朝代兴衰的原因，规划战略，官员政策、用人标准，等等，是规模与内涵都很完备的良史。全书记载了十六个朝代，编辑成二百九十四卷，序文最后，神宗表明了自己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的目的和希望。

选文若以帝王的视角来看，无疑是绝佳的治国理政宝典，而其若从史学角度观照，亦是一部重要的史编巨制。中国古代不乏历史著作，司马迁的纪传体《史记》，班固的断代史《汉书》，还有梁武帝《通史》，姚康复《统史》，杜佑《通典》等，以上虽然都有侧重，但是鲜有从浩瀚的史料中以编年体通史的方法呈现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借鉴《左传》体，用编年的方法，以时间为序，记载历史的发生发展，因果法则，陈述井然，生动具体，显示了编者的艺术水准。在庞大史料面前，编者做到了详略有则，在“叙国家之兴衰”的同时，也“著生民之休戚”。

《资治通鉴》尽管在与当时政治文化结合时，还存在思想上的局限，但是从编辑出版角度而言，其无疑带动了宋代史书编修的风尚，“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主张也在范祖禹、郑樵等一批史学家的史书编修中得到了体现。帝王、史书、编者、技术、思想等，所有这些多维视角中的综合元素，共同推动着宋代史书编修与出版的发展进程。

（曹继华）

[1] 纟由（chōu）：缀集。

[2] 石室金匮：古代国家收藏重要文献之处。

[3] 麟止：传汉武帝至雍获麟，《史记》至此为止。后以“麟止”表示停笔。

[4] 稽古：考察古代事迹。英考：（宋神宗）已故的父皇英宗。

[5] 废卷：放弃读书。

[6] 繇：古代与“尤”同，这里指缘由。

[7] 休咎：吉与凶，善与恶。

[8] 商鉴：商朝的借鉴。

[9] 著：表明。

[10]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3～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