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

同时也显然可见，私人刻印书籍亦逐渐发达，散布及于全国。关于这种私家刻印的记录载述，虽然仅有留存到今的宋板书内印有名号的纸幅可凭，但从这些纸幅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偶然的和不相连贯的材料，例如诗人陈起[1]，同时也是书估[2]。临安的尹氏和建安的余氏，世代刻书，书幅有印记可凭。建安在福建省，和朱熹的生地相近。福建建安余氏在宋代以前已经刊板印书，一直继续到明代[3]，达四百多年之久。余氏世业相传，在旧宋板书幅中保留着他们好几代人的姓名；也可以顺便一说，他们所刊刻的经籍，是我们图书馆中所藏最精美的版本。在1265至1275年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后不过几年，曾敕令封闭余氏书坊，这个敕令曾载入元史。但这个禁令一定维持得并不长，因为建安余氏所刻的书仍继续刊行，又有一百多年之久。

读者自然要问，这种私人书坊刻印些什么书呢？看起来，最爱好的题材有经传、注释以及历史，情形和政府官刻书局一样。中国人对于写有或印有字迹的纸，过去和现在都抱有一种神圣之感。这种感情，使人们敬惜字纸[4]，以捡拾废纸以免沾污作为一种善行；而在刻印任何书时，自必考虑以最有价值和最高贵的书籍为限。不过，现在有证据，说明宋朝初年就有印卖新状元赋[5]的事例。此外还有地方志书的刊刻，从现存旧版地方志的数字看，当时印行的数量可能很大[6]。到了宋末，刊印文籍的范围继续扩大，包括各种关于农艺和植物的著作以及诗文集。

宋板书因为稀（原文为“希”，编者注）见，因之就很名贵，但在欧洲和远东各重要的图书馆中，都藏有少数宋板书。中国最近曾把公私所藏的名贵古籍，辑集影印，全书共有二千一百卷（译者按：即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从根据宋元旧版影印的三百余卷中，我们很可以对于那一个时期书坊最流行的文籍品种，有一个很好的横面的概观。那个时期的起讫，在西方相当于威廉征服者的入侵英吉利，英国封建领主的强迫英王约翰颁行《大宪章》，以及参加十字军的王公为了争夺耶路撒冷圣陵，与萨拉定（Saladin）的长期战争。印行的书类以史书占首位，其次为著名论文家、经传注释家、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的辑集。辑集卷帙浩繁，每种都包括许多卷。此外也刊行了一些当时的关于农艺的作品。

关于初期刻书的工价等问题，可以从1176年所印《大易粹言》[7]的账单，得知梗概。“牒令具《大易粹言》一部，计二十册。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副耗共一千三百张，装背饶青纸三十张，背清白纸三十张，俊墨糊药印背匠工等钱，共一贯五百文足，赁板钱一贯二百分足。本库造印见成出卖，每部八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8]。

本文节选自《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二编第十章，[美]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著，吴泽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72—74页。

【导读】

此选段选自T.F.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又译作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贾德、卡德等）的著作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卡特祖籍苏格兰，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布顿镇，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美国汉学家。其祖父经营出版事业，父亲Rev.Thomas Carter（托马斯·卡特）是一位神职人员。他1904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卡特第一次来到中国旅游，对汉语颇感兴趣，并很快学会汉语。之后，卡特于1910年第二次来华，回国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物的发现，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造纸和印刷术西传的兴趣，由此也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印刷术研究的**。在卡特旅居中国期间，他也为中国这四大发明所触动，且受其祖父影响，卡特对图书出版有着深厚兴趣，遂立志于中国印刷术的研究。1923年，卡特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返回美国担任该校中国语言系主任、教授。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早设置中国文化教席的名校之一。在此期间，卡特埋头著述，以研究中国印刷术发明考证于1925年6月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名作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也由该校出版。

卡特是西方对中国印刷术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早系统地对中国印刷史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著作中利用了大量中国甚至阿拉伯、朝鲜、日本等国的史料，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向世界范围的传播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叙述，是海外最早对中国印刷史进行研究的著作。

印刷技术的发展是出版的基础，是出版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印刷与出版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此段选文讲述的是在雕版印刷术高度发展的宋代——出版行业的一系列情况。它没有对当时的印刷技术步骤进行详细介绍，也没有从正面对其评价，而是通过描述出版行业的各个方面情况，既展示出了一幅出版图景，又从侧面反映了印刷技术的成就。这也是此段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选文首先介绍了宋代私家、书坊刻书的情况。书坊是古代卖书和刻书的店铺，其主体有固定的作坊刻工，和以刻书、卖书为业的家庭手工业者。最先采用雕版来印刷图书的就是民间书坊[9]。卡特的资料为我们介绍出了宋代时福建、浙江书坊刻书已高度发展的情况。此时我国的刻书事业进入黄金时代，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刻书世家，子承父业，世代相沿，苦心经营，历久不衰；他们不仅在刻书内容和版刻形式上形成了特有的风格，而且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传播大众文化，满足广大民众文化需求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些材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雕版印刷技术已渐趋成熟，有发达的技术才能支撑起坊刻活动的繁荣。研究宋代的坊刻书业对研究当时的印刷技术与出版行业情况有重要价值。

另外，此选段还介绍了当时所印书籍的类别。这有利于让我们了解宋代书籍出版内容的情况，也有助于学者对当时的出版价值选择等进行研究。由文中可见，宋代所印书籍多数仍为儒学经义、诗词歌赋，这和深深影响中国人的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有关，与发展成熟的科举制度有关，同时也与宋朝实行的文治制度有关。这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化精神内涵。而其中有关于“农艺和植物的著作”，则是宋代商品经济、市民文化发展的体现。

选文还谈到了刻书工价的问题。通过选文可见，当时刻书的工本费是相当低的，这也和雕版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降低了成本有关。

总之，作者研究了大量史料，通过对中国古籍、文献的考察、研读，从多个角度和多个方面，直接间接地为人们展示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当时的书籍出版现象及情况。作为中国印刷术研究的集大成者，卡特有着出色的学术能力，除了能对史料进行整合，系统地真实地介绍中国印刷出版的历史，又能在其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结合史料有理有据地分析。卡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研究中国印刷出版历史时，能结合自己本国文化的特征，融合东西方文化来进行介绍。也因其外国人的视角，能跳出本国学者研究的思想局限和思维惯性，找到很多国内学者不曾重视的角度，更加系统、全面地呈现历史与观点。例如他介绍了刻工工钱这一方面，从侧面展示了当时的雕版印刷技术的发达和出版行业的繁荣，角度新颖全面。再有，在提到时期起讫时，卡特并没有直接说明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或用国内时期概括，而是用同时期的西方大事件进行描述。这不仅能方便西方人理解他所指代的时间点，又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西方战争不断时，中国的印刷技术已经从发明走向了成熟繁荣。此段选文也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中国的书籍出版情况提供了资料。

在五百多种有关中华印刷史的著作中，属通论类的专著近五十种，但比较全面叙述印刷史的，却寥寥可数，这其中最负盛名的，第一部就是《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这本书。此选段只是这本书中普遍但也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具有丰富史料价值。此段选文在近百年来频频被引用和参考。

（高雨乔）

[1] 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他在文学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作有《湖上即事》等诗。陈起爱藏书亦爱刻书，十分好刻唐人诗集，有“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之誉。他编辑出版的唐宋文集和笔记小说有近百种之多，书后大都刻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牌记。

[2] 书估：同“书贾”。即书商。

[3] 明亡之后，建安余氏刻书业也随之衰亡，如今仅能见到清初寥寥数本。清初以后，建安余氏已不事刻书之业。至乾隆时，对于建安余氏刻书，已语焉不详。

[4] 敬惜字纸：中国文化传统理念之一，也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习俗。《燕京旧俗志》记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

[5] 高文虎《蓼花洲闲录》：“祥符中，西蜀二举人至剑门张恶子庙祈梦。梦神授以来岁状元赋……状元乃徐奭也。既见印卖赋，比庙中所见者，无一字异。”

[6] 译者按：原书此注有误。关于宋代地方志书，可见近人朱士嘉辑《中国地方志综录》。

[7] 《大易粹言》：共十卷，南宋方闻一辑，内容分别为程颢、程颐、杨时等七家解《易》著作之说。

[8] 彭元瑞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清光绪刻本。

[9] 肖东发、方厚枢：《中国编辑出版史》，266页，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