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 金尼阁

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目前他们把字反过来以简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版上，多用桃木或苹果木制作，虽然有时枣木也用于这项用途。

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书的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蘸（原书为沾，编者注）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版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照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像（原书为象，编者注）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中国印刷工人刻这类木版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这种刻制木版的办法极适合中国字既大又复杂的特点，但我不认为它能适用于我们欧洲的字型，我们的字型太小很难刻在木头上。

他们的印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我们从这种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匪（原书为非，编者注）浅，因为我们利用自己家中的设备印出了我们从各种原来写作的文字译成中文的有关宗教和科学题材的书籍。老实说，整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看过一次这种印刷过程，人们都会想亲自试试。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身目睹的人是很难相信这类事实的。

他们还有一种奇怪的方法来翻印刻在大理石或木头上的浮雕。例如刻在大理石或木头上的薄浮雕式的墓志铭或图画，用一张湿纸贴上，上面再盖上几片布。然后用小木槌敲打整个表面，直到浮雕的全部线条都压印到纸上为止。纸干后轻轻地涂上一层墨或别的颜色，之后浮雕印出的形象衬着纸原来的白色就突出出来。当浮雕很浅或线条很细时，则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于在工艺品上；但是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在他们堂皇的拱门上装饰人像和兽像，庙里供奉神像和铜钟。如果我的推论正确，那么据我看，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但在上述这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这类交往毫无疑义会极有助于使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进步的。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原书为象，编者注）是死的，而不像（原书为象，编者注）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显明的缺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用大理石和黄铜和黏土制造巨大丑恶的怪物。他们用黄铜制钟，用木槌击钟。他们不能容许用钟锤上的铁舌击钟，所以他们的钟在音色上比不上我们的。

本文节选自《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四章，[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23页。

【导读】

利玛窦是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传教士之一。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科纳省的马切拉塔，家里经营药房，在当地颇有声望。1561年，利玛窦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十七岁时，他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后来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并且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学习神学、哲学、数学等。利玛窦的父亲并不支持他加入耶稣会，因此特地前往罗马，决心劝说他退出。但是利玛窦的父亲在启程的第一天就病倒了，这使得他认为这是冥冥中的天意，所以父亲转而接受并且支持利玛窦的选择。1577年利玛窦参加了印度教团，1578年到达印度，并在那里学习了四年，完成了他的神学课程。1578年4月，他从印度启程前往中国，四个月后到达澳门，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国传教生涯。他的足迹遍至广西、肇庆、韶州、南京、南昌、北京……利玛窦在华期间，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的书籍。1630年，他翻译了罗明坚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第一次把星期制引入中国。他和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影响深远。《西字奇迹》（现改名为《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开创性地把汉字用拉丁符号标注读音，是汉字拉丁化之滥觞。在晚年，他将自己的中国传教经历记录下来，形成《利玛窦札记》的手稿。1614年，传教士金尼阁将这份手稿带回罗马，把它从意大利文翻译为罗马文，并且引用了一些传教史料和利玛窦的其他资料。

15世纪，欧洲已经开始了对外殖民掠夺的进程，中国首先吸引来的就是大批商人。加之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废除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制度较为宽松，使当时外贸经济一度繁荣。16世纪，葡萄牙国王派遣的使臣也来到中国，与中国百姓和明代朝廷有了来往。与此同时，传教士也纷纷来了。但是这些商人、使臣和传教士或许受限于语言、或许受限于空间、或许受限于停留的时间，他们都未能全面、详细、深入甚至正确地介绍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工业、艺术水平等。第一位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使者多默·皮列士在其所撰的《东方志》中写道：“中国国王不是由儿子和侄子继承王位，而是由全国会议选举产生，会议常在国王和曼达林所在的汗八里举行，这样推选的人就是国王。”而这反映的是蒙古人推选大汗的制度，显然不符合明朝历史事实，而只是根据元朝初期情况的推演。所以在意大利行者马可波罗口述实录的《马可波罗行纪》出版两三百年之后，欧洲人对于中国这个神奇遥远的东方大国的记忆似乎又变得缥缈起来。

利玛窦是彻底改变这一状况的欧洲传教士。他在这一章中就翔实地记载了他见识到的中国的大致情况，包括地名、位置、版图、物产、工艺、科学、政府机构、习俗、礼仪等，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中的正式复苏。利玛窦的记述基本客观，并且不乏详细描写，对于当时的外国人和现代人而言，都是了解明朝社会的重要第一手资料。

宋代毕昇发明木活字印刷技术，但它并没有取代雕版印刷和人工抄写出版。历史上，元、明两代是雕版和活字印刷蓬勃发展的时代，直至清代，雕版、活字、手抄仍是三足鼎立的。利玛窦在参观了雕版印刷后，记录下了这一出版工艺的制作流程，并且介绍了雕版印刷极高的出版效率。利玛窦还特别指出了雕版印刷的几大优点：易于保存、易于修改、易于修补、按需印刷、制作简便、成本低廉。如此系统的总结，在以往的著述中是罕见的，更不用说外国人所撰写的文本了。最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将中国的印刷技术与当时欧洲的印刷技术做了对比，并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并不落后于欧洲。第二，中国的雕版印刷适用于大而复杂的汉字，而不适合欧洲字型。第一个结论一方面可以看出利玛窦的客观立场，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国印刷术的先进性。而第二个观点则将出版技术与出版符号建立起关联，这确实可以在出版史上找到例证，比如楔形文字的特征就是其书写工具（芦苇秆）、书写载体（泥板），以及其书写方式（按压）决定的。利玛窦的这一观点是很具有创造性和深度的。

除了印刷技术，利玛窦也提到了石质出版与木质出版的工艺，主要是墓志铭和版画的制作。虽然仅仅用了一小段话的描述，但读者可以从中发掘重要的历史信息，感受明朝出版技术的水平。明朝是我国版画出版的高峰时期，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工艺质量上，明朝的版画创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其实对出版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在人力资源上，刻工的精湛技艺是关键，而设备工具经过历代的改进，也能够支持这样高水准的制作。版画是刻印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盛和精致化从侧面反映了明朝读书人甚至老百姓对于出版物的需求，以及出版市场繁盛的局面。

选文用翔实的描述再现了明朝中后期的出版技术。利玛窦作为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以及想向欧洲更好地介绍中国的意愿，让他在书中常常将中西技术进行比较，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利玛窦还是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无法理解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而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工艺，认为中国画更像是“死的”，但我们仍然要承认他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有史可考，在利玛窦之前的13、14世纪，中国古代印刷术就通过丝绸之路商贸途径西传，欧洲技师进行仿制，因此欧洲出现了和中国印刷技术一模一样的木雕版印刷的纸牌、图画、书籍等。这些纸质出版物大量出现，对于欧洲思想解放影响巨大，可以说中国的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促进了欧洲的文化和教育的蓬勃发展，助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和繁荣。

《利玛窦中国札记》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出版史，这的确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林焕新）

[1] 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