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施特丁

中国人根据他们的习惯，曾经采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使写出的书稿原样不变地复制出书来，而且至今仍是如此。当他们想要正确无误而不加改变地复制出写得非常好的有价值的书时，就让熟练的写字能手工笔抄稿，再将书稿文字逐页转移[2]到版木之上。还要请有学问的人加以仔细校对，且署名于版木的后面。再由熟练的专门刻字工将文字在版木上刻出，标出书的页码，再将整个版木逐一编号，就像铸钱局的铸钱范那样，将版木封入袋子内。再将其交由可以信赖的人保管，在上面加盖特别的封印，置于特为此目的而设的官署内。倘有人欲得印本书，需至保管处所申请，向官府交一定费用，方可将版木取出，像以铸范铸钱那样，将纸放在版木上（刷印），将印好的纸交申请人。这样印出的书没有任何窜加和脱漏，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中国的史书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潘吉星著，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导读】

本文选自我国著名编辑家、科技史专家潘吉星所著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第九章《中国印刷术的外传》。

拉施特丁（1247—1318），也译作拉施特哀儿丁、刺失德丁、拉施德丁、拉施特哀丁、刺失都丁等，波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蒙古伊利汗国伊利汗阿八哈汗（1265—1281）在位时，三十岁的拉施特丁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御医。拉施特丁学识渊博，直到1295年第七代伊利汗合赞汗（1295—1304）即位才得到赏识，并在1298年春被任命为宰相。

拉施特丁参与过许多重要著作的出版活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蒙古史巨著《史集》的出版。伊斯兰教历700年，合赞汗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事迹传于后世，任命宰相拉施特丁主持编写详细的蒙古史书。1304年合赞汗过世之后，其弟完者都汗即位，继续任命拉施特丁完成此书的编撰与修改。直至伊斯兰教历710年，由拉施特丁担任主编和主笔的《史集》全部编纂工作完成。除此之外，拉施特丁还主编《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写作关于《古兰经》注释的著作，还有其他一些伊斯兰教著作名篇。《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是一部涉及药物学、妇科学、脉学等诸多关于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1939年土耳其学者将其翻译成土耳其文并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拉施特丁所写的一些书信集保留至今，不仅是研究他本人政治思想的文书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当时波斯伊利汗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史集》卷幅浩繁，原书共有《合赞汗御修史》《世界史》《世界地志》三部。现存波斯抄本中，仅有前两部分，第三部未能流传。“1927年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庇·萨莱图书馆所藏的一个《史集》抄本中还发现了《史集》的一个残缺不全的附编——《阿拉伯、犹太、蒙古、拂郎、中华五民族世系谱》。”[3]根据英国学者布朗的编辑建议，目前主要将《史集》现存的两部分分为七卷，各国学者与布朗意见基本一致。《史集》第一部分《蒙古史》对十四世纪初以前中国北方蒙古族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做了详细记载，对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图腾、语言文字等也做了描述。由此可见这是一部研究古代蒙古史、元史的基本史料，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史料，资料翔实程度高于《蒙古秘史》和一些汉籍资料。目前诸多学者编写的少数民族的史学著作都大量引用《史集》上的记载。《史集》第二部分《世界史》的史料价值不如第一部，但其中关于不同国家的史料记载均有重要研究意义。在《世界史》中谈到中国时，还对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做了介绍，这是外国对于中国印刷技术的最早记载。

拉施特丁在《蒙古史》卷三中对1294年伊利汗国仿照中国元朝印制纸钞的原委、经过做了记录。虽然当时社会推行纸钞失败了，但是开始使用印刷技术刊印其他印刷物。《世界史》中拉施特丁对中国雕版印刷技术的细节部分做了描述，所用语言简要清晰，说明整个印制过程和出版物的保存方式，赞叹印刷术的巧妙，并且认为雕版印刷技术的准确性值得信赖。这不仅是对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的科普，也暗示这是一种书籍保存流传的重要方式，为研究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的西传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证据。1317年，波斯诗人达乌德在其著作《论伟人传及世系》（简称《智者之园》）中引用了拉施特丁的这段描述。《论伟人传及世系》与《史集》齐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了欧洲人的注意。19世纪分别有学者将拉施特丁和达乌德的记载译成法文和英文，著名学者卡特对比之后发现两者内容基本相同。潘吉星先生从出版技术的角度上，认为个别用词不准确，译成汉文时稍做调整。

合赞汗即位时，从佛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他信赖印刷术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下诏印刷《古兰经》等宗教著作，从而加速了伊利汗国印刷业的发展。19世纪埃及境内出土1300—1350年的阿拉伯文《古兰经》残卷，也说明西亚和北非一带对印刷技术的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早期有欧洲学者推断中国传统印刷技术通过伊利汗国传入欧洲等地区，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刘苏）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原文作“写”，误。因中国人从不将字写在版上，而是将纸上的字以反体转移到木版后，再刻字。见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426页，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3] 余大钧：《拉施特和他主编的历史巨著〈史集〉》，载《民族研究》，19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