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华捷报》馆
上海石印中国书籍正在很快地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石印中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因为中国资本家咸能投资于此种企业，赢利颇丰。印书如此便利，对于一个大家喜欢读书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石印的另一个优点是比木刻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石印局都雇有若干书法好的人，报酬较高。[1]
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各地零售书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需要这种书籍。《康熙字典》[2]售价各种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字很小，木版大字的售价自三元至十五元。购买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赶考的举子，年青目力好，他们不要宽边大字，而喜欢旅行便于携带的小书，举子们需要赶路，又喜欢带书。上海石印局大量批发，供给远方省份，北京琉璃厂也设有分店，尤其是在四川商业中心地重庆，其他各城市也有分店，如广州等。但印刷中心地则在上海。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现在每一家印刷局都雇佣着一百或二百工人，每一架印刷机须要三个印工。一个人在上面往滚机上安放纸张，两个人在下面接取印成的纸张。整理印石，抄写书稿，摄影缩小，以及其他种种手续，都需要不少的人手。大部分印的书字体都很小，奇怪的是居然有那样多的人喜欢买这样小字的书。[3]然而现在这些石印书局营业十分兴盛，所用的纸是福建的竹纸。石头和印机大半购自英国，间或有法国的。
1889年5月25日 上海《北华捷报》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上），张静庐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导读】
本文是石印书业见诸报刊较早的一篇文章，史料价值较高。《北华捷报》是一家英文报纸，是著名的《字林西报》的前身，1850年由英国商人创刊于上海。主要内容是旅沪侨民动态、时事新闻和评论。这篇报道关注到当时（清末）上海出版界的一个新现象——石印书业的发展。当时正值洋务运动开展“自强”“求富”的兴盛期，而当时上海已经是中西贸易口岸，各方面得风气之先。石印书在上海出现后不久，这种新式印刷技术即为中国出版商所熟知并采用。在清末30年的时间内，兴起了一股“石印热”，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雕版印刷的地位。可以说，国人对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不是由铅印开始，而是石印——这种适应特殊新旧交替时代的平板印刷技术。
石印术是1796年奥地利人施内费尔特发明的，因区别于凸出的铅字印刷，以表面平滑的石板制版，故又称为平板印刷。随着近代传教士的布道活动，该技术于1832年传入中国广州。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曾石印书籍《耶稣降世传》等，为上海石印之创始。较为著名的是1876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由法国人和华人邱子昂共同印刷了一些天主教宣传品。传教士们采用石印技术主要是印刷宗教书刊和布道小册子，但当时因成本较高，石板和墨均需国外进口，故并未在中国普及。
洋务运动期间，出于印刷西式书籍的需要，江南制造总局传教士傅兰雅曾详细将这种印刷法公开介绍。《石板印法》一书（傅兰雅口译、徐建寅笔述），虽然未能全文出版，但是仍在1877年《格致汇编》中被人摘登出“石板印图法”一文，这是清末现存记录石印术最详细的文章。其中介绍照相石印的原理：“现今石印之法，皆以照相为首工……凡石板所能印之画图，不能用平常所照之像落于石面印之，须有浓墨画成之样，或木板铜板印出之稿，画之工全用大小点法，或粗细线法为之。画成之稿连于平板，以常法照成玻璃片，为原稿纸反形，即玻璃面之明处，为原稿之黑处；玻璃面之暗而不通光处，为原稿之白处。此片置筛框内，胶面向上，覆以药料纸，照常法晒之。晒毕，置暗处，辊以脱墨，入水洗之。未见光处洗之墨去，见光处墨粘不脱，洗净则花样清晰与原稿无异。将此纸样覆于石板或锌板面，压之，则墨迹脱下，此谓之落石。照常法置石于印架，辊墨印之。”[4]接着，又介绍了“晒稿所用之纸”、照相器材及“作胶纸质之药方”。
1879年《申报》馆附设点石斋印书局，采用转轮石印机印《圣谕详解》，后印《康熙字典》，这项技术开始为中国印书行业人士所瞩目。因为石印版的《康熙字典》系缩印本，便于携带、价格低廉，颇受各地科举士子、读书人所喜爱。第一批印4万部，很快售罄，第二批又增印6万部，点石斋书局由此获利颇丰。遂有国人（徐润等）自英法购买机器，开设同文书局、拜石山房等，专门从事石印。
当时除了科举应试参考书，名人书画和古籍也是石印的主要对象，因为影印逼真、毫厘不爽，而且简便易行，故能获利。然而，许多缩印书细如丝缕，需用放大镜阅读、损害目力，但是因价格低廉仍有市场。1894—1905年，石印书最为兴盛，除了上海、天津、广州之外，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武昌等地也都形成“石印热”。就印本内容看，有经史子集、书画地图、报章杂志、中学西学书籍等，无疑对于传播旧学新知均产生一定影响。随着西方科技传入，许多新式书局也将西学、“时务”的译著汇集成丛书，采用石印技术出版，如《富强斋丛书》《农学丛书》等。当时的这些石印书局多由民间资本开办，可以看作近代国人自办新式出版业的开端。
当时印刷技术最为先进的还是上海。据统计，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的石印书局就接近90家，[5]当时许多图文并重的石印画报纷纷诞生，著名的如《点石斋画报》《飞影格画报》《瀛环画报》等。
可以说，石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雕版印刷。然而，石印业的繁荣局面仅仅维持了30年左右。它的真正衰落始于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当时在“畅言西学”的大潮流席卷之下，许多原来的科举用书、经典古籍失去了市场，以此为大宗的石印书销路大减。光绪末年，铅印技术的铸汉字模法逐渐成熟，加上留日热产生的大量洋装本的日文汉译新书，更适合活字排版；石印逐渐走向边缘。
民国之后，出版的普通新书绝大多数是铅印、胶钉装形式，仅有少数几家书局专门采用石印术来印刷古籍、书画。清末民初的画报如《神州画报》《舆论时事报图画》《申报图画》《图画日报》《民呼日报图画》《民权画报》等仍为石印。民国时期，上海仍为石印书出版最多（约有30家）的城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等著名书局都曾继续采用石印技术印刷一些古籍和传统书画。
（曹晶晶）
[1] 黄协陨《淞南梦影录》：“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传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弱牛毛，明如犀角……英人所设点石斋，独擅其利者已四五年矣。近则宁人之拜石山房，粤人之同文书局，与之鼎足而三。甚矣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也！”（《淞南梦影录》，1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 姚公鹤《上海闲话》：“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成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成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上海，每名率购备五六部，以做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
[3] 《上海彝场景致记》：“所印各种缩本，极为轻巧简便，惟嫌字迹过于细小，殊耗精神；盖久视则眼花，若用显微镜，又易于头眩，且难经久，为经书家所不取，是亦美中不足耳。”
[4] 转引自《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一文，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396～397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5] 学者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列举上海石印业56家，多为光绪年间开办，其中著名者有经香阁、天壤阁、慎记书庄、焕文书局、六艺书局、龙文书局等，还有时务报馆、农学报馆、科学书局等也是用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