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

一、句号（。）表示一句话完了之后的停顿。

〔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例二〕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例三〕你们大家要办的事，我们一定办；你们不赞成办的事，我们一定不办。

彭真：《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讲话》

〔例四〕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左：

一、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二、制定或修改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

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五、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说明 〔例一〕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那国家政权怎么样呢？“属于人民。”这虽然很简单，可是把意思说完全了，是一句完整的话了，自然要停顿一下。写的时候就在末了儿用个句号，表示这个停顿。〔例二〕比〔例一〕繁复得多。要把各级人民政府对一切反革命活动该怎么办的意思说完全，事实上不能不这么繁复。先说该根据什么来镇压，次说该贯彻怎么样的政策，唯恐提出的政策还嫌抽象，又给说明具体的内容，最后又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办：这才把意思说完全了，是一句完整的话了，所以直到“目的”才用句号。〔例三〕跟以上两例不一样。无论就结构或者意思看，都可以把〔例三〕认作两句话。可是这两句话一正一反，联系很紧密，彼此映衬，叫人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印象，认作一句话，更可以加强表达的效果，所以在“一定不办”之下才用句号。〔例四〕开头说“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左”，“左”是“左列”的省略，包括底下的五项。直到第五项说完，才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说完了，所以句号用在第五项的末了儿。

句号还有圆点一种（·），用的人很少，为的是印刷、书写的工夫差一点儿，就容易跟旁的符号相混。其次，圆点儿另外有用处（看后头顿号说明的倒数第二段和着重号的说明）。

…………

本文节选自《叶圣陶集》第17卷，叶圣陶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85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集》第17卷《编辑出版》（一）。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后担任初等小学教员，此后的十余年间都致力于教学工作，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少有的从初等小学一直教到顶级学府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集“教”“编”一身的大学者。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等，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叶圣陶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编辑，1931年转到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和《中学生文艺》，开始编辑中文书籍和儿童故事书。追溯叶圣陶一生的编辑工作，他最早参与编辑的出版物是商务印书馆1916年出版的《尚公记》，晚年审阅的最后一部书稿是1985年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汇编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注释稿。在这长达七十年的出版生涯中，他审阅的书稿难以计数，我国现代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他主编过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叶圣陶生活在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年代，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终其一生都投入推动文学运动当中。他曾参与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并参与出版小说、新诗、小品、文学批评及剧本等各种文学作品。1921年起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同年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为新文学和学术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投身抗日救华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其间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语）。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主席。叶圣陶于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纵观叶圣陶的一生，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大师和文化大家。

此选文为1951年9月26日，以政务院出版总署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标点符号用法》的节选。文章发表后很快得到了各界学者的赞扬，萧家霖在《我们应该学会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一文中对《标点符号用法》的评价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它把标点符号分成两类，一类是根据语言而来的，另一类是完全属于书面的东西。它指出句号、逗号、顿号等七种符号并非只是书面的东西，而是根据语言而来的。把标点符号的用法和语言规律结合起来，这还是头一回。第二，它指出标点符号表示种种语言的停顿，在文章写作中，只有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才可以让读者准确地了解作者的意图。第三，它规定了标点符号在排版、书写等方面的格式。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不仅可以使出版物看起来整齐美观，而且使读者受到实际的好处。周祖谟在《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一文中特别指出：“我们要知道语言是社会调协共同活动的工具，在当前史无前例的统一局面下，我们不但要谋求发展民族共同语，而且在书写上我们还有要求标点符号的统一：这正是为进一步发展我们文化教育事业所必备的条件。我们应当为这样一份文件的公布而欢欣，努力学习，把《正确地应用标点符号》作为我们在写作上应负的责任，为发展伟大祖国的文化而奋斗！”叶圣陶一贯谦虚，作风平实，并不希望朋友们表扬他，宣传他，可读到了周祖谟的评价还是感到特别欣慰[1]。叶圣陶在日记中说“《标点符号用法》是他做的最满意的一件工作”。

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1995）对标点符号的定义为：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气以及词语的性质和作用。因此，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能够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甚至在出版领域，很多人对这个定义的理解却失之于偏颇，如把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曲解为标点符号是‘文字的附属品’。再加上普遍存在的对标点符号历史的认知偏差，对标点符号功能和作用的误解，带来了对标点符号运用的规范性和灵活性的僵化认识。”[2]鉴于标点符号在文字表达中的重要作用，标点符号的规范统一在编辑出版领域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回溯我国文字书写的历史，其中句读符号的流变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有学者将我国古代标点符号发展总结为五个时期：（1）先秦时期是标点符号的萌芽时期，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标点符号，称为句读符号；（2）两汉时期无论是标点符号的种类还是用法都有了长足长进，研究显示，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标点符号最重要的文物资料，共有标点符号15种，用法近40种；（3）魏晋至唐五代时期句读符号的发展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趋于保守。新增标点符号并不多，但这时的标点符号用法和理论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多人开始对句读下定义；（4）宋元明清时期标点符号种类增多但用法上纷繁复杂；（5）清代的标点符号使用有了较为明确和系统的分类。“综上，我国古代句读符号虽然呈现出一个逐步完善的进步趋势，但它和现代标点符号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由于排印等原因，很多流传下来的古典文献实际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3]

但今天我们使用的规范的标点符号，并不是延续了古代的发展成果，而是直接源于对西方标点的引进。随着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学者们引进了西方的标点，但至1951年叶圣陶《标点符号用法》发表之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对标点符号的用法却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叶圣陶在撰写《标点符号用法》期间的日记中也表明“能明乎者，不超过五人也”，可见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标点符号”太不留心了。尽管叶圣陶的《标点符号用法》在今天看来一些用法已经被反复修订，但其对标点符号使用的规范化、纠正当时标点符号使用的混乱现象，提醒人们注意语言和应用标点符号关系等方面都有开拓性贡献，对编辑出版中标点符号的统一规范同样具有开创性价值。同时，《标点符号用法》对于网络语言盛行的今天如何统一规范标点符号也具有深刻的启示和警醒作用。

（周金连）

[1] 商金林：《中国出版家·叶圣陶》，350～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李军领：《出版物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乱象及破解路径探析》，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5）。

[3] 张婧：《标点符号用法研究成果综述》，载《语文学刊》（教育版），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