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二 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2]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3]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4]，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5]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

三 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6]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Quippus）[7]，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8]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

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9]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10]，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 写字就是画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上都说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11]，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12]，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寍”[13]，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写“寜可”的“寜”，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寍”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它至少要画两样。如“寶”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寶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14]，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鸞”或“鑿”，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本文节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5—90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部分。《门外文谈》一文1934年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后来鲁迅把本文与另外有关语文改革的四篇文章编辑为《门外文谈》一书，于1935年出版。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宣讲了《新生活运动要义》，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提倡读经尊孔，保存文言。在此背景下，一些复古派则提出了“复兴文言”，比如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汪懋祖在《时代公论》的110号上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引起了国内风潮。1934年夏，曹聚仁、叶圣陶、陈子展、陈望道、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在上海福州路有一个讨论会，就针对当时汪懋祖的“读经运动”与许梦因的“提倡文言”商量对策。大家认为白话文运动还不够彻底，一致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应曹聚仁等人的邀请，写下了这篇文章。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出版业的先驱，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支持者。他的一生，也是从事出版事业的一生，他一生把办刊物、印图书、培养青年作者队伍，当作了文学革命的重要手段，并且亲力亲为，多次投身专业编辑工作，内容也涉及了编辑出版全流程。他一生主持创办了多份报刊，包括《莽原》《语丝》《未名》《奔流》《朝花》《萌芽月刊》《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译文》等“共计20种报刊”[15]。他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学科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均具有重大贡献。他的文学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

本篇节选的是《门外文谈》的一部分，是鲁迅论述中国的出版符号，也就是中国文字起源、发展和改革的部分，分别是“二 字是什么人造的？”“三 字是怎么来的？”“四 写字就是画画”。节选的第一部分，鲁迅首先要回答的是关于“字是什么人造的”，也就是中国的文字出版符号最早是怎么来的，鲁迅的第一反应是从中国的神话中来，即“苍颉造字”。但这毕竟是神话。鲁迅随后便从“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一句中寻找线索，而这恰恰也是最早的出版载体，从“结绳”到“书契”，这是“后世圣人”的发明。“后世圣人”这一句来得太缥缈，太空泛，鲁迅否定了文学家，确认了劳动人民的地位，不过他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真正要让出版符号通过出版载体的形式进行留存的人，才是有造字可能的，鲁迅从“巫”梳理到了“史官”。“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鲁迅指出，文字符号的出现与史官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节选的第二部分，是鲁迅对出版符号即文字的由来，进行的探索和思考。从结绳记事来思考文字的由来，但对结绳的文字符号记事存在的问题，他表示了一定的疑问。在他看来，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可能多少还有一点文字符号性质，其他的都难以寻找和考证。同样的还有夏禹的“岣嵝碑”是道士们假造的。目前看来，也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这些出版符号是真实可以用来作为文字发展证据的，但鲁迅认为，这些文字已经很成熟，难以寻找由来的过程。相对来说，在一些铜器等上面可以发现，文字还是有象形基础的。在这一部分，鲁迅再一次肯定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他说：“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因此，真正创造文字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而并不是一个人，而后被史官所收揽。但他也指出，不是谁都可以随便造字的，哪怕是武则天。

随后，鲁迅先生针对出版符号，中国文字中的象形字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大部分的文字可以通过“画画”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出版符号中最初的方式，可是，更多的意义的表达，则并不能通过“画画”。“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鲁迅对汉字中的象形到谐音的变化和造字的提升，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此外，从当时的类似于画画，后来的象形字，到现在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字符号早就远离了写实。另外，从谐音的角度来看，经历了历史冲刷过的文字符号，也都已经变得有了全新的面目。

在这一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对中国汉字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并对汉字的创造、由来和发展变革，都做了梳理盘点和思考。而这也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文字符号的变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在这篇文章的后面一部分，鲁迅还提到了他对出版的认识。他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16]在本文节选的以出版符号为论述主题的内容之后，鲁迅用特别通俗易懂的文字，解答了什么是“创作”，什么是“出版”，什么是“文学”。鲁迅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文字创造和文明创造过程中的崇高地位。这是一篇对汉字做了客观评价和解析的关于出版符号的经典原著。

（王剑飞）

[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至9月10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四篇文章辑为《门外文谈》一书，1935年9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2] 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荀子·解蔽》中则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又《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传统认为仓颉是汉字的创造者。

[3] 《易经》：即《周易》，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引的两句，见该书《系辞》篇。

[4] 升中于天：语见《礼记·礼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据汉代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

[5] 仓颉，黄帝史：语见《汉书·古今人表》。史，即史官。

[6] 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八卦”，相传为他所作。《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即挂，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坎、艮、震、坤、离、巽、兑”八种式样。《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7] 打结字：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日期、数目等等的变化。此曰奇普。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

[8] 岣嵝碑：又称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峰，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难于辨识。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二载：“（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灵怪杳冥，难可凭信。不知韩诗又云：‘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但凭道士所言，未尝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见于记载，故多疑为伪造。

[9] 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发现于1879年。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鹿、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

[10] 关于造字，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则天于“载初中，……作曌、埊、……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但《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天授元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

[11]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语见《易经·系辞》。

[12] 象意：《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颜师古注：“象意即会意也。”

[13] 寍（níng）：平安，安定，古同“宁”。

[14] 篆、隶、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但各国有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称为小篆。隶书开始于秦代，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楷书始于汉末，以后取代隶书，通行至今。

[15] 万安伦：《现代出版视野中的鲁迅》，载《鲁迅研究月刊》，2012（10）。

[16] 《鲁迅全集》第六卷，93～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