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梦得：

今来所作丛目[1]，方是将《实录》事目[2]标出，其《实录》中事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假如《实录》贞观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传》，传中有自锁告变事，须注在隋义宁元年唐公起兵时；破萧铣事，须注在武德四年灭铣时；斩辅公祐，须注在七年平江东时；擒颉利，须注在贞观四年破突厥时。它皆效此。）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3]可作长编也！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实录》所无者，亦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传》称：初，郑武公娶于申之类，及为某事张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卫文公复国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陈完[4]奔齐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后，成子得政；因晋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业；因卫北宫文子聘于郑，而言裨谌草创，子产润色；因吴乱，而言吴夫概王为棠溪氏。《注》云：《传》终言之之类皆附事尾者也。）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如《左传》子罕[5]辞玉之类，必无的实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奸邪事，无处可附者，则附于拜相时，它官则附于到官时，或免、卒时，具有处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诸列传中有一两句涉当时者，但与注其姓名于事目之下，至时虽别无事迹可取，亦可以证异同，考月日也。）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翦[6]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7]梁，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8]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9]，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推理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如中宗时《回波词》：“喧哗窃恐非宜。”肃宗时，李泌诵《黄台瓜辞》之类），诏诰有所戒谕[10]（如德宗《奉天罪己诏》，李德裕《讨泽潞谕河北三镇诏》之类，及大政事号令四方，或因功迁官，以罪黜官，其诏文虽非事实，要知当时托以何功，诬以何罪，亦须存之。或文繁多，节取要切者可也）。妖异有所儆戒（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11]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诙谐有所补益（如黄幡绰[12]谓“自己儿最可怜”，石野猪[13]谓“诸相非相”之类，存之，其余不须也），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千万！切祷！切祷！

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此即据《长编》录出者，其《长编》已寄还道原），恐要见式样故也。甚思与足下相见，熟共商榷，无因可得，企渴，企渴。

中前寄去《晋纪》八卷，写净草者必已写了。其元本却告分付儿子康令带来，虽未了，亦告分付。盖为今夏递往南康军路中遗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则都无本故也。其写了净草续附递来，不妨向所请出《魏纪》，今令李永和带去有改动者，告指挥别写，及楷改目痛，灯下作此书，恕其不谨。光上。

凡人有初入《长编》者，并告于其下注云某处人。或父祖已见于前者，则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今更寄贡父所作《长编》一册去，恐要作式样，并道原广本两卷，并告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本文节选自《传家集》，（宋）司马光著，万安伦、都芃据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点校。

【导读】

本文选自《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作者为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与史学家司马光。司马光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享年67岁。他编撰的史书有《资治通鉴》《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涑水记闻》等，其中最享有盛誉的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正文二百九十四卷。在主持编修的过程中，司马光对整个编修工作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尤其是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以及人员的安排和分工上都有着独到之处，这也是《资治通鉴》能够高质量编修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马光树立了集体著书的典范。他选择范祖禹、刘恕、刘攽协助修订，其子司马康检阅文字，组成了一个五人的修书班子。三名修书的助手，对史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也都是与司马光志同道合的大学者，他们分任搜集编排材料的工作，由司马光删定。刘攽负责两汉，刘恕负责魏晋至隋和五代十国，范祖禹负责唐。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进士出身。在《资治通鉴》完成以后，他自撰《唐鉴》一书，以博洽闻名于世，当时人因此把范祖禹称为“唐鉴公”。本篇选文《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就是司马光写给范祖禹的关于《资治通鉴》编写要求和原则的珍贵记载。

选文部分司马光主要讲了编书时的程序和方法。编写工作大致分为三步进行：先作丛目，同时详加附注；次作长编；最后定稿。此外，司马光还提出了一些编写时的具体要求和规范。

所谓“丛目”，就是将重要史实和收集到的资料列出纲目，概括为若干“事目”，然后将“事目”按年、月、日加以编排，并逐个在事件下面做好标注，例如擒拿颉利（人名）应当标注在是贞观四年攻破突厥的时候。

详加附注是非常重要的，从各家的传记小说到各家文集，只要有关时事，都应当依照年、月、日的顺序添加附注。没有说明具体日期的，就附注在当月下面，称作该月；没有说明具体月份的，就附注在当年下面，称作该年；没有说明具体年份的，附注所记录事件的开始或结尾处。如果事情可以附注，就估算时间的早晚，附注在同一年的下面。但是如果是宰相身上发生了关于“忠直、奸邪”之类的事情，没有地方附注，就附在任命的时候，其他官职则附在上任或免官、去世的时候，有地方可附注的情况不用这个方法。总之，只要与这件事相关，就应当标注，多标注也没有害处。例如唐公起兵的时候，各个列传中有一两句话涉及当时人物的，就把姓名标注在这个事目下面，对于这些人物来说，虽然没有别的事迹可以采用，但也可以考证异同和具体日期。这些思考和做法看似极其琐碎，但却是编辑出版历史典籍文献时应该严格掌握的。

所谓“长编”，就是对丛目所列史料进行整理、鉴别和考证，写成编年史的初稿。司马光在书信中写道，希望范祖禹修注从汉高祖刚开始起兵到汉哀帝禅位这一部分的《长编》。如果在书籍中看到起兵之前和禅位以后的事情，就让书吏用草纸单独记录下来，每件事情中间空出一行多的距离，用来方便剪裁粘贴。只要所看到的书籍中有唐朝事，就应当纳入所修注的《长编》部分中。

在编写《长编》时，要仔细检查所有事目，其中事件相同而说法不同的情况，要选择一个清楚详细的解释记录；如果几个解释有详有略，那么就需多采材料，互相考证，然后用自己的文字修正补充，就像《左传》叙事体一样；如果年月日期、事迹有不同的地方，就选择一个证据确凿，合情合理的解释编入文中，其他说法标注在下方，仍要说明取舍的原因。先注明舍弃的说法是某书中的什么，现在根据某书考证，或者按照事理推断。如果没有办法考证该事件的真假对错，就保留多种观点。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全部可以采信，杂史小说未必全无价值，关键在鉴别选择。

另外，在《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中，司马光还特别提醒范祖禹注意编写规范。凡是年号都按照后任皇帝的纪年方法，例如唐高祖武德元年，不再称作隋义宁三年。在内容上，诗赋等只作文章的、诏诰等只为授官的、妖异等只写怪诞的、恢谐等只限调笑的，可以直接删掉。司马光提到以下几种情况：若诗赋有所讽刺的、诏诰有所告诫训谕的、妖异使人有所警戒的、诙谐有所助益的，要保留下来。还有一些细节诸如但凡在《长编》中出现的人物，都要在下面注明是哪里人。有的父辈祖辈已经在前面提过，就注明是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孙。最后，司马光尤其强调：“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就是说《长编》宁愿有繁冗的缺点，也不能过于简略而遗漏史实。

此篇选文深刻地体现了司马光的编修史书思想。在《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中，从整理丛目、做好附注、筛选鉴别、整理加工到编写规范，司马光都做了翔实说明。司马光自称，他在修《资治通鉴》时“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如果没有一套确定的准则，完成时间跨度如此之久、内容如此庞杂的史书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他首开了修史作长编的先例，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纷纷效仿。《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了《资治通鉴》的编修标准，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丛目未成，不可作长编”“高鉴择之”“宁多勿漏”“创立考异”等传承至今，对于后世编撰史书同样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王畅颖）

[1] 丛目：即以历代实录为主，参照其他史料，将重要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编排，称为丛目。

[2] 事目：在丛目的基础上，广泛搜罗相关史料，将所收集到的史料出处，附注于重要历史事件之下，一事件即称为一“事目”。

[3] 遽：匆忙、贸然。

[4] 陈完：春秋时陈国公族，战国时期田氏齐国的史祖。曾因国内动乱而投奔至齐国，其后代最终夺取了齐国政权。

[5] 子罕：春秋时宋国贤臣。《左传·襄公十五年》曾记载：“宋人获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6] 翦：剪开。

[7] 贡父：刘攽，字贡父，北宋史学家，曾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负责汉史部分。

[8] 该：通“记”，记录。

[9] 铨次：“铨”指选拔官员，“铨次”即选派官员的次序，此处引申为编排次序。

[10] 戒谕：告诫训谕之意。

[11] 谶记：即谶书，主要记载预言吉凶等内容，具有迷信色彩。

[12] 黄幡绰：唐代宫廷乐师，曾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劝谏唐玄宗多关心自己的儿子（唐肃宗），而非轻信安禄山。

[13] 石野猪：唐代皇帝身边戏子，侍奉唐僖宗李俨，并曾用玩笑滑稽的话调侃李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