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一 本文库将继续刊行六十册到八十册，成为第一集。世界的文学名著，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预计至少将有二百种以上。

二 我们介绍欧美文学，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却从不曾有过有计划的介绍；往往都是随手抓到一本便译，或为流行的观念所拘束，往往费了很大的力量去译写二三流的著作。（如果林琴南[1]先生有一位更好的合作者，他便不至于以数年之力去译哈葛得的全集了。）本文库所介绍的世界名著，都是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和商酌，然后才开始翻译的。对于每一个作者，译者都将给以详尽的介绍；译文在必要时并加注释。五六年后，当可有比较的可满意的成绩。

三 翻译者往往奉严又陵氏[2]的“信达雅”三字为准则。其实“信”是第一个信条。能“信”便没有不能“达”的。凡不能“达”的译文，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便也颇可怀疑。“雅”是不必提及的；严氏的“雅”往往是牺牲“信”以得之的。不过所谓“达”者，解释颇有不同。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假如将原文割裂删节以迁就译文方面的流行，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我们的译文是以“信”为第一义，却也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

四 有一部分的名著是已经译出来过的。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竭力避免重复。惟过于重要的著作，不能不收入本文库里的，或从前的译文过于不能读的，或失去原意的，我们仍将不避重译之嫌。林琴南氏的一部分古文的译本，有必要的，我们也将再译一次。

五 许多年来，学人们对于中国文学似乎也不曾有过较有计划的整理。近来所见的“丛刊”“备要”仍都是不加整理的照式翻印。一般读本之类，又任意割裂，不足信赖。今日要想得到一部完善而方便的文学名著的读本，将和得到一部译本有同样的困难。本文库所收入的中国文学名著都是经过整理的。

六 所谓“整理”至少有两项工作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一、古书难读，必须加以标点符号；第二、必须附异本之校勘记[3]。新序和必要的注释也是不能免除的。

七 在新的序（并不一定每部书都有）里，我们也许将对于所介绍的“名著”有一种新的看法。我们觉得这种解释和研究是必要的。近来常容易发生误会；守旧的空气，把一切的研究和探讨的举动都作为“提倡”。这是很容易贻误青年们的。我们需要知道历代的生活，需要研究古代的名著，但绝对不是复古与迷信。这其间是有极大的鸿沟划分着的。

八 把像沈自徵[4]《渔阳三弄》，尤个《钧天乐传奇》之类的酸腐之气扑鼻的东西重刊了出来，除了戏曲本身的研究之外，也不是全无意义的。至少是表示“士子”们的一种抗议，一种决意的空想，一种被压伏于黑暗的科举制度之下的呻吟与呼吁。如果作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看法，那其解释便将与前不同。对于这一方面，我们将有努力。

九 一般社会生活与经济情况，是主宰着各别的内容与形式的。我们特以可能的努力，想在新序里阐明这种关系。这工作便将不是无系统、无组织的一种重印与介绍。

十 今日文学研究者已有长足的进步。但他们所见到的“古本”“孤本”却绝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见到的。（例如冯梦龙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我们谈之已久，而能读到这“三言”的，究竟有多少人呢。）有多少名著是这样的被埋没不彰的。将这一类罕见的名著，逐渐的披露出来，不能不为一大快事。

十一 古书已成了“古董”，书价是那么贵。一个文学爱好者，想要手边有可以随时翻阅的若干书本，即使不是什么“古本”“孤本”，也将有“为力不足”之感。本文库将重要的著作，以最方便、最廉价的方式印出。学人可以无得书维艰之叹矣。

十二 古本和今本，或原本和改本之间，往往有许多的差异，绝对不是“校勘记”所能包括得尽的。例如，“六十种曲本”和“富春堂本”的《白兔记》，是那样的不同的二物；又简本的一百十五回的《水浒传》和一百回或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之间是如何的不同。这便有对读的必要。本文库对于这一类的书，为对读的便利计，每于同页上分上下栏刊出。

十三 一部分久逸的古作，我们认为有辑出的必要者，无不辑出加入本文库，并力求能恢复其原来的面目。

十四 唐以前诗，宋词，元明散曲，俱将谋刊其全。名家的文集也以全收为主，不加删节。但偶有秽亵的文句，（像《金瓶梅》）不能不删去者，则必注明删去之字数。

十五 诸“文库”“备要”里所收的书，往往复见至再至三；有已见总集，更见专集的；有已收全集，而更有节本的。今为节省篇幅计，极力避免此种不必要的复见。（例如《警世通言》已收之话本，刊清平山堂时便仅存其名目。）惟亦偶有例外：像醉翁、延巳[5]之词，往往相杂不可辨别，此则不能不互见的了。

十六 本文库每册均附有必要之插图，（书影作者像及手迹、原书的插图）不仅增加读者的趣味，且对于研究艺术者亦将有重要的贡献。

十七 本文库每月刊行一册，每年刊行十二册，每册约四十万字；中国的及国外的名著各占其半。长篇的著作，除极少数的例外，不连载到十二册以上。

十八 我们欢迎同道者们的合作与指示。一切的意见与译稿，我们都将以恳挚的心情接受之。

十九 我们很感谢生活书店能够给我们以很好的机会来做这个弘巨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好意的合作和帮忙，在这艰难困苦的大时代里出版这样的一种“文库”的事业，将是不可能的。

本文节选自《世界文库》第一册，郑振铎编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7—19页。

【导读】

本文节选自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编辑出版家郑振铎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库》第一册《世界文库编例》。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又字铎民，常用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编辑出版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我国现代的著名作家，几乎都从事过与编辑出版相关的工作。如果说文字功底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文学涵养，那么编辑出版思想则体现了他对所处时代文学事业发展方向的敏感度和感受能力，郑振铎正是这样一位对文学事业发展方向有着准确把握，并始终走在时代先端的编辑学家。郑振铎最早编辑的刊物可以追溯到1919年，他编辑出版的《救国讲演周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五四运动爆发后，郑先生先后参加政治活动与文学运动，1921年年初，我国现代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在此期间，他主编和参与主编了许多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刊物，如《文学周刊》等，开始了其编辑生涯。1922年1月，他又主编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读物——《儿童世界》周刊，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的开山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创办主编了著名的进步政治刊物《民主》周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在主编《小说月报》时，介绍了当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并编著有《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书。从郑振铎先生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初走上编辑之路的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他主办的各类刊物都带着浓厚的进步思想。在从事正式的编辑出版工作后，他不仅了解了整个编辑出版流程、学会了各种编辑技能，也为其以后编辑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得他对编辑工作的基础理论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并能够较早地接触进步思想并始终与进步的思想保持同步发展，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原因。著名作家郁达夫就称之为“最好的杂志编辑者”，除了编辑杂志之外，他对报纸、期刊、书籍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自己一些独特的编辑出版观，成为中国现代编辑史上的一块丰碑。

《世界文库》是郑振铎主编，并组织众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的一部大型文学丛刊，被当时学界称为“中国文坛的最高努力”，亦被今天的学者称赞“涵容天下百世的气魄”[6]。此选文为其编例部分，可以从中解读出郑振铎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两点：

一、关于编辑出版的选题组稿理念

编辑方针和宗旨是编辑出版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如何在编辑实践中去践行贯彻方针和宗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选题和组稿就是编辑实践中的关键部分。郑振铎崇尚民主自由的编辑原则，“文学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他广泛翻译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并编辑出版成册，从《世界文库编例》中可以窥见其收录准则，“世界的文学名著，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预计至少将有二百种以上”。这样的规模和要求，对当今编辑出版大型丛书与文库，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编辑出版的科学加工理念

郑振铎在编选、校勘、出版丛书时，尤其重视整理工作。他习惯先对自己收藏的书籍做编目，然后做“得书记”和题跋，已经采用后的部分则必定写序言、校勘附记或者简注后才出版成册。《世界文库》编例中提到：“所谓‘整理’至少有两项工作是必须要做到的。第一、古书难读，必须加以标点符号；第二、必须附异本之校勘记。新序和必要的注释也是不能免除的。”于当今而言，在编辑出版古文古籍等时，郑振铎则提供了借鉴范式，在精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校勘附记则更有助于理解相关内容，这种编校工作颇有参考价值。

其次郑振铎及编委会成员对翻译的质量十分重视，在编例中，则强调了“信、达、雅”三字准则中“信”优先：“翻译者往往奉严又陵氏的‘信达雅’三字为准则。其实‘信’是第一个信条。能‘信’便没有不能‘达’的。凡不能‘达’的译文，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便也颇可怀疑。‘雅’是不必提及的；严氏的‘雅’往往是牺牲‘信’以得之的。不过所谓‘达’者，解释颇有不同。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假如将原文割裂删节以迁就译文方面的流行，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我们的译文是以‘信’为第一义，却也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

编例中提及“唐以前诗，宋词，元明散曲，俱将谋刊其全。名家的文集也以全收为主，不加删节。但偶有秽亵的文句，（像《金瓶梅》）不能不删去者，则必注明删去之字数”。在连载《金瓶梅词话》时对书中性描写文字都做了删节，删节字数较多时，则用括号注明“（下删若干字）”。这种编辑做法在今天的古籍出版中亦被沿用。

作为当时文艺界的“两大工程”之一[7]，《世界文库》以其系统性、普及性以及新颖的形式为当时社会所称道。其中关于编辑出版特有的观念和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称颂和学习的，郑振铎的这一举动也被茅盾、胡愈之等人称之为“中国文坛的最高努力”[8]。

（刘鹏）

[1] 林琴南：即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2] 严又陵氏：即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

[3] 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又名校记、考异、考证。

[4] 沈自徵：约1619年前后在世，字君庸，明吴江人。沈璟之侄。所遭既多不幸，故所作多悲伤哀怨之音。作有杂剧《渔阳三弄》等。

[5] 醉翁：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延巳：冯延巳（903—960），又作冯延嗣，字正中，五代江都府（今江苏省扬州市）人。五代十国时南唐著名词人，仕于南唐烈祖、中主二朝，三度入相，官终太子太傅，卒谥忠肃。

[6] 杨义：《中国新文学图志》，4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7] 向敏：《中国出版家郑振铎》，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载《大公报》，1935-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