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书契[1]之用，自刻画始。金石[2]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于载籍[3]者言之，则用竹者曰“册”，《书·金滕》“史乃册祝”；《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4]；《顾命》“命作册度”[5]。“册”字或假“鞭策”之“策”字为之。《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既夕礼》“书遣于策”；《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皆策命之”；《左传》“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策”；又“名藏在诸侯之策”是也。曰“简”。《诗·小雅》“畏此简书”；《左传》“执简以往”；《王制》“太史执简记”是也。
本文节选自《简牍检署考》，王国维著。万安伦、庞明慧据《简牍检署考》上虞罗氏《云窗丛刊》本点校。
【导读】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将中西哲学、美学思想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后又研究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在教育、文学、史学、古文字等方面的成就，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现代相交的时代，也是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深埋于地下的金石甲骨、简牍、敦煌文书等文献和文物，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而这正是开展深入研究的绝好条件。在王国维看来，简牍等文献的发掘，让传统证史走向综合运用的道路，史学研究者可以将金石、甲骨、简牍等综合信息应用于经史考证、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王国维曾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就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纸上之材料”指的即是历史文献，“地下之新材料”即出土文物，二者综合运用、相互印证，就是“二重证据法”。而选文来源的著作《简牍检署考》就是“二重证据法”的代表作。
《简牍检署考》这本书的成就，是阐明了中国古代简册的制度。从王国维所撰《简牍检署考》可以看出王国维作为学术大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我国境内出土简牍数量超过了20万片，简牍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再读《简牍检署考》，我们在出版载体领域仍然有新的收获。
文字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们从原始的结绳记事时期走向另一个重要的时期。在出版领域里，记载文字的材料是出版的基本载体。在纸张还没有被发明以前，全世界的出版载体是非常丰富的，出版载体有泥板、石质、铜板、莎草纸、贝叶、蜡板、羊皮等。
而我国在纸张被发明和广泛运用以前，使用古老的甲骨、钟鼎、玉石、简牍、缣帛等作为文字出版载体。简牍，是古时候书写文字所使用的竹简和木片，简牍的原料是竹和木。实际上，它也是几种东西的总称，包括了竹简和木牍。简牍成本低廉，故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使用非常广泛，被广泛运用到人们日常的书写过程中，年代大致在殷商至汉魏时期。
作者说：“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简牍之所以用途最广，是因为简牍与甲骨文、金文相比，优势有三：首先它的材料是竹子和木头，取材天然，来源广泛，最容易获取；同时甲骨文、金文要刻画和铸造，而简牍在这方面的投入就要小很多，所以更便捷；最后一点就是简牍成本低廉，是当时那个时期性价比最高的出版载体。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不仅以独特的文字并列于几大文明古国，在出版史上，也以简牍这种独特的出版载体闻名于世。中国地区的简牍如同埃及的莎草纸和欧洲的羊皮纸，南亚的贝叶和树叶纸，美洲的树皮纸，在植物纤维纸发明之前，竹、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最普遍运用的书写出版载体。
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它为记载、传播、发展我国古代文明，推动出版载体变革起了重大作用。在植物纤维纸被创造出来之前，简牍是中国书籍中最重要的形制，对后来的书籍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直到今天，我国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和写作方法，仍旧承袭了简牍时期的传统。
纵观整个出版史，我国的出版载体大致经历了简牍为代表的硬质出版时期——纸张为代表的软质出版时期——数字为代表的虚拟出版时期，其中的简牍时期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时期，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于书写。所以它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就更加深远，更加值得被学者研究。研究出版史，就一定离不开这一原始的出版载体。
王国维在文明史、出版史上过人的预见眼光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的确令人钦佩。他不仅提出“二重证据法”，而且率先垂范，以史籍与出土甲骨、金文及简牍文书互证，不仅使历史事实得到厘清，而且加深了对古代文献的理解。
《简牍检署考》这部著作是我国近代简牍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之一，其中所引述的文献资料至今仍然是一切讨论简牍制度的论著的基本素材，帮助后人探索出版载体中简牍形制的内在规律。《简牍检署考》是而后出现的“中国简牍学”的奠基石，为这一门新学问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准备。
此篇选文勾勒出简牍学与中国书籍出版载体的结合关系，同时注重文献的考证与载体流变的解读，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历史底蕴和学术功力，也为读者在多维视野中研究我国的出版载体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郭雨晴）
[1] 书契（qì）：书写、契刻，指古代文字。
[2] 金石：指用金属或石头为出版载体。
[3] 载籍：指书籍。
[4] 王命作册逸祝册：成王命令制作册书，逸宣读册书。
[5] 命作册度：命令史官制作册书，记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