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承担着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这是中国史学的第三个优良传统。

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这就是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与经世目的，以及其相互间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具体说来，史家的角色意识同史学求真要求相关联，史家的社会责任同史学的经世目的相贯通。这里，首先来考察中国史学求真与经世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认为：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29]

刘知幾把史学工作大致上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书事记言”，后一个阶段是“勒成删定”，前后“相须而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前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博闻实录”，一要“博”，二要“实”；后一阶段工作的主要要求是“俊识通才”，一是“识”，二是“才”。按照刘知幾的思想体系，结合他关于才、学、识的理论来看，“博闻实录”可以看作“史学”，“俊识通才”包含了“史识”和“史才”。那么，这里什么是最重要的基础呢？答曰“博闻实录”是基础。这是因为，没有丰富的和真实的记载（所谓“书事记言”），自无从“勒成删定”，而“俊识通才”也就成了空话。当然，仅仅有了“博闻实录”，没有“俊识通才”去“勒成删定”，也就无法写成规模宏大、体例完备、思想精深的历史著作，无法成就史学事业。刘知幾在理论上对中国史学的总结和他所举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陈寿等实例，论证了中国史学是以求真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的。这种求真精神，从先秦史官的记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据，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人们或许会注意到，《史通·直书》篇列举了唐代以前史学上以“直书”饮誉天下的史家，他们是：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司马迁、韦昭、崔浩、张俨、孙盛、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他们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或“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或“叙述当时”，“务在审实”；等等。这都需要“仗气”与“犯讳”，显示了他们大义凛然的直书精神。刘知幾所处的唐代，也有许多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幾、吴兢、韦述、杜佑等，在求真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里，举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说明在中国史学上求真精神是怎样贯穿下来的。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人的劝说之下，幡然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到唐玄宗时，此事已成为历史事件，吴兢与刘知幾作为史官重修《则天实录》，便直书其事。时张说已出任相职、监修国史，至史馆，见新修《则天实录》所记其事，毫无回护，因刘知幾已故，乃屡请吴兢删改数字。吴兢终不许，认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被时人称为“当今董狐”[30]。吴兢虽面对当朝宰臣、监修国史，仍能秉笔直书与其有关且并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当面拒绝其有悖于直书原则的要求。这如没有史学上的求真精神，没有一种视富贵如浮云的境界，是做不到的。这种董狐精神所形成的传统，尤其在历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的记述与撰写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刘知幾说的“俊识通才”，一方面当以“博闻实录”的“当时之简”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勒成删定”中同样要求贯穿求真精神，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史家的“识”与“才”。如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可靠的，这一事实使中外学人皆为之惊叹不已。后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1]。又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勒成删定”中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这对于史家的求真精神实是严峻的考验。为使今人信服、后人不疑，司马光“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32]，使之成为阅读《资治通鉴》的必备参考书。由《资治通鉴》而派生出来《资治通鉴考异》，这是极有代表性地表明了中国史学求真的精神。此外，从魏晋南北朝以下历代史注的繁荣，直到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兴盛，也都闪烁着中国史学求真的精神之光。

当然，中国史学上也的确存在曲笔现象。对此，刘知幾《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是关于曲笔现象的很有分量的专文。刘知幾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唐代诸帝实录，其中就出现过几次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33]。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以后的史学中，也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毕竟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这话的意思是：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从“书法不隐”，到史学家们把“实事求是”写在自己的旗帜之上，证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这样的准则和传统，求真精神在中国史学中居于主导的位置。

在中国史学中，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将发展为史学的经世思想。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思想也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史学思想也是如此。从具体的原因来看，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一方面受史家的角色意识所驱动，一方面也受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了尽其所学为社会所用的史学经世思想。这在许多史家身上都有突出的反映，以至于使经世致用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

问题在于，史学家们采取何种方式以史学经世呢？

第一，以伦理的或道德的准则警醒人们，教育人们，协调或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4]，当属于这种方式。后来，司马迁进一步阐述了《春秋》的这种社会作用，他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35]。刘知幾说的“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36]，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心智，丰富人们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春秋》之后，《左传》、《国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记载，诸子论史也多以此为宗旨。在陆贾的说服之下，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37]。这是历史上政论家、史论家和政治家自觉地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个范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恢宏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以及鲜明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历代正史及其他各种体例的史书，在总结历史经验为社会所用方面，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

第三，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与思想模式，为现实选择提供参考。这种方式，以典制体史书最为突出。唐代大史学家杜佑（735—812年）在他著的《通典》的序言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同时代的人评价《通典》的旨趣和价值说：“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38]清乾隆帝评论《通典》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39]中国典制体史书在史学之经世目的方面有突出的作用，《通典》不过是它们当中的杰作和代表罢了。

第四，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40]，使史学起到一种特殊的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史学经世的方式和途径，当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又是怎样的联系？

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家们是作了回答的。《史通·人物》开宗明义说：“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此篇广列事实，证明一些史书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从这里不难看出，刘知幾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的经世的基础。换言之，如无史学的求真，便无以谈论史学的经世；求真与经世是密切联系的，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史通》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许多地方都是在阐述这个道理。宋人吴缜论史书有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认为，一部好的史书，应当做到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是应当统一起来，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41]。吴缜所论，同刘知幾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这就是说，史学的经世与史学的求真不是抵触的，而是协调的、一致的。在中国史学上，也确有为着“经世”的目的（这常常表现为以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为目的），而不顾及甚至有意或无意损害了史学的求真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它有悖于本来意义上的史学经世思想。

在阐说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史家还有一点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即史学的经世固然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但史学的经世并不等于照搬历史或简单地模仿历史。司马迁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42]这是中国史家较早地、明确地指出了，以历史为借鉴与混同古今的区别。可见，中国史学的经世主张，并不是劝导人们去搬用历史、模仿前人而已。关于这一点，清人王夫之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在《读通鉴论》的叙文中写道：

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43]

对于这段话，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史学的资治或经世，本有恢廓的领域和“肆应而不穷”的方式，不应对它采取狭隘的、僵化的态度或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