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一致性，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产生有古老的渊源和长期发展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史家是史官。至晚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中国古代史官的角色意识已经突出地显露出来。晋国史官董狐因为记载了“赵盾弑其君”[19]一事而同执政赵盾发生争论，并在争论中占了上风。齐国太史因为记载“崔杼弑其君”一事而被手握大权的大夫崔杼所杀，太史之弟因照样记载又被崔杼杀死，而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照样续书，崔杼这才作罢。当时，有位南史氏听说太史尽死，便执简以往，欲为书之，中途又听说已经如实记载，便返回去了。[20]这里，董狐、齐太史兄弟数人、南史氏等，都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角色意识，这一角色意识的核心是对史官职守的虔诚和忠贞。因此，他们不畏权势，即使献出生命以殉其职也在所不惜，这是当时史家之角色意识的极崇高的表现。当然，在我们认识这种现象的时候，不应局限于从史家个人的品质修养和精神境界来说明全部问题。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史家的这种角色意识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所遵循的“礼”的要求。西周以来，天子之礼有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1]，即“君举必书”[22]之礼。在王权不断衰微，诸侯、大夫势力相继崛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礼也在诸侯、大夫中间推行起来。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都是诸侯国的史官，国君被杀，按“礼”的要求是必须及时记载的。不仅如此，就是作为大夫的赵盾，也有自己的史臣。史载，周舍对赵盾说：“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23]所谓“谔谔之臣”，是同“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直接联系的。由此可见，“君举必书”之礼，一方面反映了史家忠实于自身的职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对各级贵族的约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全面地表现了史家的角色意识。春秋末年，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因为他“书法不隐”；称赞赵盾是“古之良大夫”，因为他“为法受恶”[24]。此处所谓“法”，是指礼法，即当时“礼”制的规范。这也可以看作是从史家的主体方面和史家所处的环境方面，说明了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

史家的角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增强，而升华。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史家的角色意识突破君臣的、伦理的藩篱而面向社会。这一变化的滥觞，当始于孔子作《春秋》。孟子论孔子作《春秋》一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5]尽管《春秋》还是尊周礼，维护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但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评论历史的做法，已突破了过去史官们才具有的那种职守的规范。这就表明，作为一个史家，孔子所具有的史家角色意识已不同于在他之前的那些史官们的角色意识了。

然而，史家角色意识发展的主要标志的真正体现者还是司马迁。司马迁很尊崇孔子，推重《春秋》，然而他著《史记》的旨趣和要求已不同于孔子作《春秋》了。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述往事，思来者”[26]。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博大胸怀是要拥抱以往的全部历史，突出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探讨古往今来的成败兴坏之理，使后人有所思考和启迪。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能“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境遇中完成他的不朽之作。

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是从面向社会到在一定意义上的面向民众。其实，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中，史家或多或少都会认识到民众的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司马光是极明确地表明了这一认识的史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27]入史。他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知识的抉择，至少在形式上是把“生民休戚”同“国家盛衰”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看待，或者他认为这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史家能够这样来看待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史家角色意识的发展，总是同史家的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着。董狐、齐太史、南史氏所表现出来的“书法不隐”的勇气，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就是维护当时的君臣之礼，这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关系中，至少在形式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不惜以死殉职，正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如上所述，孔子作《春秋》，也是受到社会的驱动而为。至于司马迁父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本人都有极明白的阐述。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是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和司马迁对父亲遗言的保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这一段对话，极其深刻地表明了他们的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密切联系，表明了他们对于被“天下称诵”的周公和“学者至今则之”的孔子是何等心向往之。后来，司马迁用“述往事，思来者”这几个字深沉地表达出了他对历史、社会的责任感。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目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史家之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的联系与统一。他希望《资治通鉴》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倘果真如此，他自谓“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28]这就是说，史家的目的，是希望统治集团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改进政治统治以达到“盛德”和“至治”的地步，从而使“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正是为着这个目的，他认为他的精力“尽于此书”是值得的。

史家的角色意识之所以能与社会责任相联系和统一，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绝大多数史家从不把史职仅仅视为个人功名和权力的象征，而是把这一职守同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个别的乃至于少数的异常现象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反映中国史学的主流。

史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无疑影响着、铸造着中国史学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