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即史家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学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我们在考察了角色与责任的一致和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之后，现在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角色与责任的一致，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从整体上看，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深层的联系呢？
这种联系是存在的，正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识导致求真精神、责任意识导致经世目的成为可以理喻的客观存在。这种联系就是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一）关于信史原则
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44]意思是，他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孔子还认为，杞国和宋国都不足以用来为夏代的礼和殷代的礼作证明，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文献和贤者[45]。这表明了孔子对待历史的谨慎态度。后人评论《春秋》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46]这个认识不拘于某个具体事件，从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司马迁在论到夏、商、周三代纪年时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7]可以认为，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南朝刘勰概括前人的认识，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他批评“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顾“实理”的“爱奇”表现，不符合信史原则。这是较早的关于“信史”的简要论说。对“信史”作进一步阐述的，是宋人吴缜，他这样写道：“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48]吴缜说的“信史”，包括了事实、详略、褒贬等一些明确的标准，其中所谓“不谬”、“无疑”、“莫敢轻议”虽难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论上对“信史”提出明确的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史学上之信史原则逐步形成的趋势。
应当看到，这种信史原则的萌生、形成和确认，同史家的角色意识和史学的求真精神有直接的联系，它是角色意识的发展，又必须通过求真精神反映出来。换言之，没有史家的角色意识，便不可能萌生出史家对于信史的要求；而如果没有史学的求真精神，那么信史原则必将成为空话。可以认为，从“书法不隐”到“实事求是”，贯穿其间的便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信史原则和对于信史的不断追求。
（二）关于功能信念
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家的经世致用目的，也有贯穿其间的共同认识，即确信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国语·楚语上》记有申叔时论教导太子的长篇谈话，从申叔时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史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这种认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唐代的史学家、政治家提出了关于史学功能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唐太宗在讲到史学的功用时，极为感慨地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49]史家刘知幾分析了竹帛与史官的作用后，总结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50]清人浦起龙在解释这段文字时，反复注曰“析出有史之功用”、“总括其功用”。可见，他是深得刘知幾论史的要旨的。
唐代以下，论史学功能的学人更多了，如胡三省论史以载道，王夫之论史学的治身、治世，顾炎武论史学与培育人才，龚自珍论史家的“善入”、“善出”、“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并倡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等。其间，都贯穿着对史学之社会功能的确认和信念。
可见，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借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途径。
最后，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精神本质。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2] 王夫之：《宋论》卷七《哲宗一》，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4页。
[3] 《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4页。
[4] 《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5] 《论语》第七《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6]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7]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
[8]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9] 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全唐诗》卷七百七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77页。
[10] 这里涉及的有关论点，采自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引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11] 郭湜：《高力士外传》，《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120页。
[12] 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邓之诚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133页。
[13]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13页。
[14] 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胡仲彬聚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3页。
[15]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16] 本节有关宋元讲史的部分阐述，参考了程毅中所著《宋元话本》一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
[17]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五《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2页。旧说有认为此传中提到的《兔园册》系唐初虞世南所撰，恐系讹传，不取。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04页。
[18] 王令：《十七史蒙求》卷首《十七史蒙求序》，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
[19]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页。
[20] 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21] 《礼记》卷二十九《玉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73～1474页。
[22]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23] 韩婴：《韩诗外传》卷七第八章，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
[24]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25]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6]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2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2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29]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30]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
[31]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9608页。
[33] 参见瞿林东：《晚唐文学的特点与成就》、《韩愈与〈顺宗实录〉》等文，《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34]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3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36]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37]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38] 权德舆：《杜公墓志铭并序》，《唐文粹》卷六十八，影印本，明嘉靖年间刻本，第6页。
[39] 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通典》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40]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41]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42] 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
[4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44] 《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45] 参见《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46] 《春秋穀梁传·桓公五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
[47]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48] 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9]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50]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