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发展起来。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史学理论上都各有建树，这里以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为例，来概说这方面的建树，其内容相近者，则予以省略。

（一）李大钊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介绍和阐述唯物史观的学者之一，他在发展史学理论方面有多方面的贡献，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并论证了重新研究历史的必要性

1923年，李大钊在《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反复阐述道：

须知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的，是活动的、进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并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

李大钊举例说，神话、传说中所讲的“半神的圣人”，人自身的进化，姓氏与地名的关系，由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传说的不确等，都证明历史是应“改作重作”的。他进而写道：

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47]

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李大钊强调了“新的眼光”、“新的知识”的重要，其本质在于指出用唯物史观和新的知识积累重新撰写历史、解释历史。

2.为创建新的科学的史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署名李守常），这是中国史学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第一本史学理论著作。本书依次阐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48]等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涉及许多理论性认识，使全书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本书论述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论述历史学的系统及其在科学中的位置，论述史学与人生的关系及史学的社会功能，都有新的创见。

3.提出了历史是包含过去、现在、未来在内的有生命的整体的论点

李大钊在《研究历史的任务》中写道：“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范围不但包括过去，并且包有现在和将来。”[49]他在《史学要论》里进一步写道：

从前史学未发达的时代，人们只是在过去的纪录里去找历史，以为历史只是过去的事迹。现代的史学告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纪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50]

对历史作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次，其意义在于从运动着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上，揭示了历史学固有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功能，提高了人们对历史学之本质的认识。

（二）郭沫若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郭沫若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真正获得了新的认识，从而对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合乎逻辑的理论上的贡献。

1.关于研究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

郭沫若认为，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他的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他强调说：

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51]

这里，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阐述了历史研究中之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

2.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

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从一开始就十分自觉地认识到把研究中国历史同中国革命任务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发展到现代意义的高度，赋予它以崭新的含义。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52]历史学的时代价值和社会作用，从这一阐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3.关于批判、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郭沫若自称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先后接受过“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53]，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在由旧而新的转变中，在从“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过程中，郭沫若一直在走着一条批判、继承、创新的路。他指出：“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54]这里包含着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见解，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正是这一见解有力的明证。

（三）侯外庐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上有广泛的贡献和系统的总结。

1.侯外庐对自己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不仅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确的和清晰的概括

他的基本信念是：“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侯外庐所概括的，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也是对他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几个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侯外庐从不动摇和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这正是一位杰出的哲人和史学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2.侯外庐对于自己在治学上所遵循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本身都持有辩证的认识，而不作绝对的看待

这种理论上的造诣使他在具体的研究中处于创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学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关于这一点，侯外庐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反映得最为突出。他指出：“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既要看到经济发展对思想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继承性对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传统，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侯外庐说：“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取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

3.提出了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

什么是“民族化？”侯外庐认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侯外庐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自谦地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55]侯外庐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岂止是“尝试”。他不仅是一位自觉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成功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认识，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56]侯外庐所概括的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如果说“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效”或“模仿”终究不能代替创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从“仿效”或“模仿”走向创造，不能没有自觉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极为丰富。概括说来，是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上，具有革命性的转变和划时代的意义。

[1]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2]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6～287页。

[3] 《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4] 刘向：《战国策》卷二十八《赵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94页。

[5]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7页。

[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8]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六代史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1页。

[9]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10] 《论语》第二《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2页。

[1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首《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2]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13] 原文略，译文采自周振甫：《周易译注·系辞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9页。

[14]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夏田蓝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15]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16] 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7]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18]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9]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20]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3页。

[2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22] 参见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孝献皇帝纪》，《两汉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09页。

[2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24]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八《唐书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9页。

[2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六《唐书·宰相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706页。

[26]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

[27]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37页。

[28]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4页。

[29]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30] 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21页。

[31]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32]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33] 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三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0页。

[34] 张岱：《石匮书自序》，《琅嬛文集》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8页。

[35] 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史通评释 史通训故 史通训故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0页。

[36] 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全唐诗》卷六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28页。

[37]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1页。

[38]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39] 谈迁：《国榷》卷首《喻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

[40]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41]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42]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1页。

[4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9～260页。

[4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浙东学术》，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4页。

[45] 曾巩：《曾巩集》卷十一《南齐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7页。

[46] 这两篇文章，分别收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

[47]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193页。

[48]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247页。

[49]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

[50]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6页。

[5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5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5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

[5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55] 以上所引，均见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12～13、18～19页。

[56]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