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史学”的理论价值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即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标志[46]。

《新史学》的内容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两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一）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相，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藩篱。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念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

（二）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代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

这表明，史学对于文明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三）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

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

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两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所涉及的这些重大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里程碑。其理论价值在于：一是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化之理论上的模式。二是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三是对“中国之旧史”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这些新的理论，在当时确实产生了“史界革命”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有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后整理出版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顾名思义，这两部书都重在阐述历史研究的方法。但是，前书所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后书所论“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长”，还是包含着有关理论的阐述。对于梁启超本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尾声。而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已经不能视为“新”史学的余绪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更先进、更科学、更新的史学理论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