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是严肃的事情，没有严肃的态度，自亦难得有严肃的批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精华之一，是许多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在撰写历史和评论史学中，都具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史记》、《汉书》孰高孰低的争论，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以及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聚讼，其中凡见解精当者，大抵都离不开知人论世这个道理。马端临在评论杜佑《通典》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提出了时有古今、述有体要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史学批评中自觉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以接续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圻对《文献通考》的发展，最有意义之处是补叙了辽、金典制。而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明，也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上的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他在《续文献通考·凡例》第二条中作了这样的说明：

宋真（宗）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按马端临字贵与）乃宋相廷鸾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阙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之美恶之可为戒法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

尽管是处在元、明大一统政治局面之下，王圻如此重视辽、金事迹，仍是难能可贵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文献通考》的评价，是有独立见解的。但他对《文献通考》不载辽、金事迹并未采取严厉批评的做法，而是设身处地地分析了其之所以如此的两种原因。这里，究竟他说的哪一种情况更符合马端临的亲身实际，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评论此事时所反映出来的方法论。一则，他注意到了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时的历史环境，即“宋末播迁之际”，辽、金典籍搜求困难。二则，他体察到马端临的父亲马廷鸾曾任宋相，这一特殊的身份，可能会影响到马端临在撰述上的取舍。这两点，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是能够被人们所理解的。可见，王圻不仅继承了马端临的事业，也继承了马端临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从理论上对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作比较全面阐述的，是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他的《文史通义·史德》，着重讲了撰述历史的原则；而《文德》，则着重于讲史学批评的原则。他论史学批评的原则是：“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概而言之，一则要知“古人之世”，二则要知“古人之身处”，才可批评前人的得失，否则便是无根据的“妄论”，或是轻率的“遽论”。章学诚举例说：“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他在这里转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对于《三国志》、《通鉴》以魏为正统而叙三国史事的批评。章学诚完全理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但是作为严肃的史学批评家，仅有“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是不够的，而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章学诚进而认为：

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泉，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这段话，是具体讲到了“古人之世”和“古人之身处”了。章学诚甚至认为，“诸贤易地而皆然”。这一句话，道出了不同的客观环境，必然会对处于特定位置的史家之历史撰述产生影响的规律性认识。

章学诚把他的这种见解概括为“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这跟马端临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钱大昕说的度古人之“时势”、察古人之“苦心”，以及赵翼对不同史学“所值之时不同”的分析等，是史学批评之知人论世方法论的不同表述形式。这些理论上的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因素之所以值得总结和称道，一是十分注重评论对象“所值之时”，即其所处的“时势”，或谓之“古人之世”。二是注意到即使是处在同一“时势”即“所值之时”相同的人，其各人之“身处”亦不尽相同。章学诚说：“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43]这是反复论说了“知古人之身处”的重要。他说的在史学批评（不限于史学批评）中，要避免“妄论”和“遽论”，可谓至理名言。

从一般的理论原则上，或者以某种理论、主张同具体的历史撰述相合，对史学作比较广泛的评论，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这些批评是针对史家提出来的，姑且把它们称为史家批评论。史家批评论涉及的问题很多，史家素养、史家职责、史家成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

关于史家素养，魏晋以前已有一些人提出不少论断。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是分别讲到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的创制、文辞的运用和直书的精神。《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博闻强识”，出自《礼记·曲礼上》；“疏通知远”，出于《礼记·经解》。《隋书》作者援引这两句话，其意主要是用来说明史家在学识上的素养所应当达到的要求。所谓“前言往行”、“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主要是从知识领域说的；所谓识、察、达，主要是就器局说的。也可以说，“博闻强识”是指知识上的素养，“疏通知远”是指见识上的素养：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在《隋书》之后四五十年，刘知幾提出了“史才须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的论点，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家素养的全面认识，确立了史家批评论的基本范畴。千年以后，章学诚以“史德”论补充“三长”说，构成了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四大范畴，总结了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成果。

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人们对史家的职责也不断有了比较广泛的认识和要求。大抵说来，这种认识和要求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以史经世的观点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章学诚在评论浙东之学时也指出：“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44]从这些评论来看，中国古代史家的经世之旨，当源于孔子作《春秋》。

刘向、扬雄、班固评论司马迁著《史记》，是从保存信史方面着眼的。他们把《史记》看作“实录”，是对司马迁作史态度及其成果的极高评价。自孔子以下，人们多称道董狐、南史书法不隐的精神和他们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责任感，可惜他们没有专书传世。刘向、扬雄等对《史记》的评价，当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

此后，关于对史家这两个方面的职责的评论，代有所出，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评论深入的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自觉性。可以这样说，史家批评论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的见解，反映了古代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了古代史学批评对于史家追求信史和注重经世的推重。

评论史家，最终还是要以其成就大小、影响广狭来作出判断。《史通·辨职》指出：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刘知幾盛赞董狐、南史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精神，这同《史通·直笔》的思想是一致的。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他同司马迁都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名著，他们被评为“其次”。以上四人，是史学上经常提到的人物。刘知幾把“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史佚、倚相，列为第三个等第。这两个人，在秦汉以后很少被提到。据说史佚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四句话，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这说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很有历史影响的史官。倚相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史官，《国语·楚语》记载了他的一些事迹和言论，以及别人对他的评论。《楚语上》记他说申公子亹、谏司马子期的谈话，表明他是一个历史知识丰富而又具有政治见识的史官。刘知幾说倚相“高才博学，名重一时”，是有根据的。他把“史之为务”分为上、次、下“三途”，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他的“史之为务，厥途有三”之说，在史家批评的方法论上，还是有启发性的。

宋人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涉及史家批评论的问题。他认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45]这是主张以明、道、智、文四条标准来衡量史家成就。其言甚高，然似不如才、学、识来得全面、深刻，不如事实、褒贬、文采来得准确、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