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探讨秦汉之际“成败兴坏之理”时，反复讲到了“逆取”而“顺守”之理，亦即攻守异势之理。这是史学家对重大的历史形势之认识很有代表性的论点：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这些问题，是战国中期以来至西汉前期大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的重大问题，也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司马迁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非但没有回避这些重大问题，而是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以自己的口气作许多评论。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纪》的后论中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这两句话，既概括地写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露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说，这两句话也是对秦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接着，司马迁大段引用了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显然，司马迁是同意贾谊《过秦论》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借用贾谊的看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贾谊《过秦论》分析秦国自缪公以来不断强大、终于统一全国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优胜之处是，六国攻秦，秦可以逸待劳，“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扼，荷戟而守之”。于是六国逐渐疲惫，而秦国则锐气养成，加之政治上的“远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击败各国，完成统一事业。关中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曾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有论述。贾谊是较早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思想家，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就是最先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二是善用人，“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同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的政策。秦国国君善于广揽人才，用其所长，这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它逐步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贾谊之前，已有人作过评论，李斯的谏除逐客之令的上书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121]

这是讲的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善于用人的历史，也是讲的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司马迁作《李斯列传》，全文收录这篇上书，他是赞同李斯和贾谊的看法的。三是得力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以上三条，即地理形势、用人和改革，是秦国强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秦王嬴政时，“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了统一大业。

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皇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定进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种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最后导致秦皇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他写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方法上与上面所讲的有所不同，他在《项羽本纪》中是直接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是带有几分同情的，这种同情主要是出于对项羽的英雄气概和直率性格的赞赏，并不含有更多的深意。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项羽又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得网罗人才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都是予以否定的。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为什么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如司马迁写其垓下之战失败后，仅存28骑，而汉军追者数千人：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甚至要采用“快战”的战术，“必三胜之”，以“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此时，他还要用这种匹夫之勇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足见项羽刚愎自用几乎达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表明他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其意在天，自己是毫无责任的。从霸有天下，到轰轰烈烈走向失败，然不知何以失败，至死不悟，这真是英雄的双重悲剧。而与这个悲剧恰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刘邦的喜剧。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失败，以至父母、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为什么最后终于获得成功？《高祖本纪》后论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说的“承敝易变”，指的是变秦苛法。项羽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刘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对于政治活动的得失起着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竟是如此泾渭分明。这样的历史认识，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称赞萧何辅佐刘邦“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里，“顺流”一词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这是顺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变”，顺应民心，“顺流与之更始”，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得最丰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对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总结得最深刻的部分。这里，有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司马迁对汉初统治者所制定的并历经几代人连续贯彻的基本国策的记述与评价。

陆贾这个人跟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的关系。陆贾是楚地人，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的信任。司马迁记下了他在汉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汉初定）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22]

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刘邦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西汉初年乃至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陆贾说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话，跟后来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话是相通的。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关于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的非同凡响之处。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等，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可见，汉初社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定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而这一国策的连续性在大臣中也有明确的反映。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123]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从刘邦的“承敝易变”、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到惠帝、吕后的“无为”和曹参的“遵而勿失”，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王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和稳定的统一。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