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家论朝代兴亡，到王夫之著《读通鉴论》达到极致，他提出“谀臣”、“积聚”、“风教之兴废”与兴亡的关系，是着眼于从人、物、世风三个方面来揭示兴亡的原因。

（一）指出了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

他指出：“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124]这是从秦、汉论到宋、明，阐述有无谀臣、君主是否“好谀”对于国之存亡的关系。他进而指出：“好谀者，大恶在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125]这是把是否有谀臣与国之存亡的关系，作更广泛的认识，认为：“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与焉，而好谀为最。”[126]

（二）指出了不重“积聚”、“无总于货宝”与政治统治的关系

他举了一个人们很熟悉的事例：“汉王（刘邦）之入秦宫而有艳心，见不及此。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127]樊哙以幽默的口吻批评了刘邦，刘邦大度地接受了批评，这涉及汉初治国方略，文景之治、武帝之盛都与此有关，实未可小看。王夫之由此通观历史，指出：“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败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尚知惩乎！”[128]他着重指出的，还是“积聚”与政治得失的关系，如西晋末年，刘聪攻占洛阳，执晋怀帝，百官无一死者。而当初有人提出暂避洛阳的建议，公卿们不同意，并以“效死以守社稷”为借口。王夫之辨析说，这一方面是公卿们担心失去“尊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久宦于雒，而治室庐，置田园，具器服，联姻戚，将欲往而徘徊四顾，弗能捐割”。他接着引用《尚书·盘庚》中的话并发表感慨说：“故《盘庚》曰：‘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总其心于田庐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躯命，故曰若此之流，恶可责以杖节死义乎？”王夫之在鞭笞这类公卿的同时，也称赞了唐玄宗于危难之中“度越寻常”的见识。安史之乱起，玄宗将奔蜀，杨国忠建议焚毁府库，玄宗说：“留此以与贼，勿使掠夺百姓。”王夫之认为：“其轻视货贝之情，度越寻常远矣。是以唐终不亡也。”他对北宋时“汴京士庶拥李纲以欢呼者”，提出不同于一般看法的见解，认为其中不能排除“不忍捐其鸡豚瓮缶”之情，以致“肝脑涂地，妻子为俘”[129]。在他看来，樊哙的富翁之诮对于政治的得失，实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故反复予以阐说。

（三）指出了“风教之兴废”与皇朝兴亡的关系

王夫之认为：“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130]这里说的“风教”，主要指人们在政治品质上的修养的原则。他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论道：“大臣者，风教之去留所托也。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国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风教所移，递相师效，以为固然，而矜其通识。”[131]这些话，很深刻地反映出东晋、南朝门阀地主的特点，即人们把家族的存亡置于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所谓“世臣而托国者”，这实在是当时政治的悲剧。

与此相联系的，王夫之还指出自汉迄于隋，有“伪德”、“伪人”造成政治乱败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什么是“伪德”，他说：“持德而以之化民，则以化民故而饰德，其德伪矣。”这种“伪德”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是：“挟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偿于民，顽者侮之，黠者亦饰伪以应之，下上相率以伪，君子之所甚贱，乱败之及，一发而不可收也。”什么是“伪人”，王夫之认为：“夫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尽其在己者而已。”如果不能这样做，又“持此为券以取民之偿”者，便是“伪人”。他列举事实，自西汉便出现这种“伪人”，而至东汉之末，则“矫饰之士不绝于策”，至隋文帝更是“奖天下以伪”，以致“上下相蒙以伪，奸险戕夺，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焰不可扑，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耻**然之为也”[132]。他反复揭示了“伪德”、“伪人”对于政治的危害，认为，德之于政，确乎是重要的，关键在于一个“诚”字，说：“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于德；尚德者，不废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诚之至而动也。”[133]

王夫之从“风教”论到“德化”的诚与伪，都是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重要。《读通鉴论》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广泛，有些是针对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则是有普遍性的认识。他说此书“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134]。这反映了他在辨析兴亡方面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上述几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在认识上多有超出前人的地方。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真是一个久而不衰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