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将兴，听于民”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了虢国的史嚣说的一句名言：“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他批评虢国国君做了坏事，还企图祈求神灵来赐予土地是极荒唐的行为。这是古代史家所记“民”对于国之兴亡之重要的较早的记载。这样的观念，在春秋时期是已经反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了。《左传·庄公十年》记鲁国与齐国的长勺之战，写道：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

鲁国在长勺之战中战胜齐国，正是“听于民”的一个突出的实例。《左传》、《国语》在这方面都有丰富的记载，表明古代史家对于这一历史观念的重视。

上述记载，生动地反映出了中国史学思想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齐桓公曾问治于管仲：“敢问何谓其本？”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112]齐宣王问孟子：“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对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113]孟子还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4]这些认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本思想。史学家讨论历代兴亡成败，首先着眼于“民”，正是看到了“民”在历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司马迁在记述历史上重大的“成败兴坏”的时候，往往都反映出了“民”的作用。他记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115]他评论秦始皇统一事业的成功，借用贾谊的话说：“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116]他记楚汉战争，生动地写出了刘邦之所以最终获得胜利的一个原因：

（汉元年十月，刘邦）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117]

他写萧何、曹参相继为汉相国所取得的成功，特地引用了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觏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18]等等。司马迁没有用长篇大论来说明“民”的作用，但他的叙事之中，却往往包含了这样的思想。

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其中多处记载了唐太宗君臣把人民与国家兴亡的关系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也反映了吴兢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唐太宗君臣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围绕着君与民的关系展开的。如魏徵在给唐太宗的一篇上疏中写道：“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119]魏徵引用前人关于舟与水的关系、鱼与水的关系，来比喻“民”对于“君”的重要。唐太宗很重视这番话，并以此去教诫太子。又如，唐太宗君臣在讨论隋朝灭亡的教训和北齐、北周“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的问题时，认识到：“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是不可取的。“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120]。可见，君与民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关系到朝代兴亡的大问题。在史学家和政治家的历史观念中，民、民众、人民在决定朝代兴亡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极其辉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