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几种历史观念

一、“天命”史观的产生及其动摇

中国古代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观念，其基本范畴与主要问题大致有：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人意、时势、事理的作用，这些是关于历史变动的原因及探求其中内在之“理”的观念；古与今的关系，循环与变化的关系，这些是关于历史与现实之联系，以及历史是否在变动中不断进化的问题；人君、将相和其他各种人物及民众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这是涉及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之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还有历史鉴戒思想和多民族同源共祖观念；等等。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念的发展，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演进的，它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发展过程。十九世纪后期，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使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而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则引起了中国史学（不限于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这里，先从史学上较早的几种历史观念讲起。

中国先民，在殷朝已经具有至上神之存在的观念。这个至上神，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1]。这有一个变化过程。

从卜辞所反映的情况看，殷人心目中的至上神即“帝”或“上帝”，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发号施令，上帝有好恶，上帝能赏罚，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暝，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事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由上帝所主宰。例如：

帝隹（唯）癸其雨。[2]

（上帝在癸的一天要下雨。）

帝其降堇（馑）？[3]

（上帝要降下饥馑吗？）

王封邑，帝若。[4]

（王要建都城，上帝答应了。）

在殷人看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之所以重视贞卜，就是为了要了解上帝的意旨。贞卜，这是神、人交通的手段。这种对于“帝”的称谓，在《诗经》、《尚书》和青铜器铭文中都存在着，可见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认识。在其后的年代，这个有意志的至上神“上帝”逐渐演变成了“天”，而“天”的意志，“天”的喜怒哀乐就是“天命”。在《尚书·盘庚》中，可以看到“上帝”和“天命”的交互使用，“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予迓续乃命于天”，“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5]。从这里可以看出，像盘庚迁殷这样的大事，自然是必须有“上帝”的许可即符合“天命”才能去做的。而从迁殷前后贵族们情绪的波动来看，也只有“上帝”和“天命”的权威才能够使他们安静下来，在新的都城居住下去。这些事实说明，殷朝人的历史观念是“天命”史观，当无疑义，尽管他们的历史意识还是很初步的。

殷朝的灭亡，是人们对“天命”发生怀疑的第一个历史信号。周人一方面还没有摆脱“天命”的羁绊，还在继续宣扬“天命”的主宰力量；另一方面则开始告诫人们“天命”不是不变的，如果统治者违背了“天命”，那么“天命”就会发生转移。周武王伐纣，誓师于商郊牧野，他对所率军队和参与伐纣的各族发布讲话，声明他是执行天的意旨来讨伐纣王的：“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6]这个思想，在《尚书·周书》中许多篇里都有明确的反映：

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明畏，弼我丕丕基。[7]

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8]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9]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10]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11]

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12]

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13]

周初统治者的这些言论，不论是阐明前朝的灭亡，还是宣扬本朝的兴起，都是在反复地称颂“天”、“皇天”、“上帝”的意旨和公正，称颂那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一种超人的力量。从历史观念来看，《尚书·多方》是尤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它很系统地解释了夏的灭亡、殷的灭亡和周的兴起，说那是由于夏、殷的国王和四方诸侯都不听从“天之命”，因而被天舍弃了，而周的国王能够秉承天的旨意，所以天就让我们周人来管理你们这些四方诸侯。这在当时，是对于夏、殷、周的历史的一种“合理”的解释。

周人的这种“天命”史观不同于殷人之处在于，殷人认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自己的祖先，因此“天命”是不会移易的。周人则不然，夏、殷、周的更迭，他们是用“天命”可以转移的这个观念来解释的。殷人和周人都用“天命”来解释历史，但周人显然不像殷人那样固执了。《尚书·康诰》记周公告诫康叔说：“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无我殄享。”这种“惟命不于常”的观念，也见于《诗·大雅·文王》说的“天命靡常”。所谓“天命靡常”，郑玄笺云：“无常者，善者就之，恶者去之。”看来周人从夏、殷的灭亡中的确总结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是他们对“天命”史观进行改造的现实基础。他们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到“善”，这就是周初统治者一再提倡“德”的原因。请看：

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14]

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15]

所谓“天不可信”，是同“天命靡常”相关联的。文王是用“明德”来取得“皇天”的信任的，所以周人只有发扬这个重“德”的传统，才能维护长久的统治，这是重要的经验教训。可见，周人是要用“德”来适应“天命”，即把“明德”同“天命”结合起来，从而使人间现实的秩序不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