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主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倡导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观察历史，故其历史研究方法是强调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显著特点，是重视社会经济生活在历史运动中的基础作用。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认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76]郭沫若研究中国历史，先致力于社会史的探讨，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致力于学术思想的阐释，写出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也是遵循这个方法的。郭沫若在1945年写的《十批判书·后记》即《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中，回顾了他的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从中可以窥见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在治史方法上的发展过程。他写道：

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

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了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77]

从郭沫若的这个自述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从旧式教育、新式教育、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可以看出他何以首先致力于古代社会面貌的研究然后致力于意识形态的清算这个研究程序，后者正是从宏观方面反映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特征。

侯外庐在总结他“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时，首先就指出：“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历史科学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我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明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78]这个见解极概括地阐明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为什么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是重视社会经济的研究。这就是说，认识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是认识一切社会历史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有了这个前提和基础，其他的社会历史问题才能得到恰当的和科学的说明。因此，人们才能获得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区别于以往一切历史研究方法的根本所在。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方法还有一个方面，即阶级分析方法。翦伯赞在1938年写成的《历史哲学教程》的绪论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各阶级的特点，不是决定于时代的英雄，而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法，所以经济是历史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79]

从重视历史中的经济关系到重视经济关系中的阶级关系，这是唯物史观方法论上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其他史学，又一个明显的标志。

显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坚持以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和重视阶级关系的研究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就是要阐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存在，同时，阐明“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等等。此书第一次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它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在史学史以至学术史上，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然，上述方法的运用，在不同的史学家中，不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会出现错误，但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正是由于运用了上述研究方法，人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从另一方面看，有些很有成就的史学家，由于没有接受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而局限了自己的成就。1948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致一位史学家的信中写道：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引者）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80]

这里所说的“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一方面是说明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在根本原则上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是指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家在史学方法上的不同的发展道路。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还十分重视历史主义原则。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过明确的论述。1938年10月，他在讲到历史遗产问题的时候，这样认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1]

毛泽东把总结“历史遗产”作为现实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并且强调“不应当割断历史”的“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有重要的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年代中发展起来的，用历史主义方法总结历史遗产，继承历史上的珍贵品，这不只是发展历史科学的需要，也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观点来看，所谓历史主义方法，要义有二：一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二是承认历史上的一些珍贵品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其生命力。这就叫作“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82]。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在本质上和原则上是互相一致的：对历史上的事物作阶级分析，也是一种历史主义态度；而历史主义也不否认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阶级分析的必要。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具体运用中，人们是会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前人和时贤在历史研究方面所创造、所积累的正确方法。在文献的处理、史料的考订上，以及在历史编纂方法和史事表述方法上，都是必须重视的。郭沫若在1929年说过：“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83]这是尊重罗、王的成果，也是肯定他们历史考据的方法。1946年，翦伯赞发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强调讲究方法与搜集史料的结合，认为：“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本文阐述了“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问题。他于辨伪学，从《汉书·艺文志》的自注和唐、宋以来的辨伪成果一直论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于考据学，则称道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成果，说：“三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会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可以获得多方面的知识。”[84]同时，对清人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考订成果，也多予以肯定。侯外庐在讲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明确地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方法。中国史料汗牛充栋，真伪相杂。无论研究社会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论断，均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实可靠的史料。考据学本身算不上历史科学，但它却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专门学问。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训诂、史料考证辨伪方面下一番功夫。要遵守前人的严谨的方法，不可随意采择史料。……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经过专家董理的出土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必要论据。”[85]从上面的引证中，可以看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十分尊重前人的辨伪考据方法和成果，而且主张对其作综合的利用。这是因为，在尊重事实这一点上，古今史家是相通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还强调历史科学的民族化。这个问题，也还是要从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述意识讲起。他在自序中写道：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86]

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提出“民族化”的概念，但是他所说的、所做的，正是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的工作。在这之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和撰述，大抵都是朝着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努力的。正如侯外庐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87]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其他史学的标志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这种“民族化”的要求和方法，同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特点是一致的，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它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88]。

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跟史学家认识历史的水准有直接的关系，跟不同时代的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也有重要的关系，因此，随着历史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们研究历史的方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总会有一些新的方法被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方法的更新，也是历史学进步的一个标志。

[1]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2]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4页。

[3] 《墨子》卷八《明鬼下》，孙诒让间诂，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41～145页。

[4] 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97页。

[5]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6]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7]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8] 《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9] 《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10] 魏徵等：《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99页。

[11]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5～1943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7页。

[13]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原道》，《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页。

[14] 参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宗刘》，《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96页。

[15]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校雠通义》叙，《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5页。

[16] 萧子显：《南齐书》卷末《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37页。

[17] 姚思廉：《陈书》卷末《曾巩陈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69页。

[18] 魏徵等：《隋书》卷末《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04页。

[19] 姚思廉：《陈书》卷末《曾巩陈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01～502页。

[20] 魏收：《魏书》卷末《旧本魏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65页。

[21] 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22]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41页。

[23]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朱子全书》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64页。

[2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28～132页。

[25] 刘知幾：《史通》卷五《采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7～108页。

[26] 刘知幾：《史通》卷五《补注》，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27] 参见《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28] 刘知幾：《史通》卷五《采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29]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30]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1]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孙猛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3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徐小蛮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3页。

[3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0～421页。

[34]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自序》，上海：独立出版社，1945年，此处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重印本。

[35]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36] 同上。

[37]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3页。

[3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39] 袁宏：《后汉纪》序，《两汉纪》下卷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40] 刘知幾：《史通》卷首《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1] 参见白寿彝：《史记新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86～91页。

[42]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7页。

[43]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40页。

[44] 参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45] 洪迈：《容斋续笔》卷五“秦隋之恶”，《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1页。

[46] 洪迈：《容斋三笔》卷九“冯道王溥”，《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9页。

[47] 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光武苻坚”，《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8页。

[48] 洪迈：《容斋随笔》卷二“孟舒魏尚”，《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页。

[49] 杜佑：《通典》卷一《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同见《食货七》后论。

[50] 杜佑：《通典》卷一《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52]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0页。

[5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85页。

[54] 陆贽：《陆宣公奏议》卷十五《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郎晔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89、191页。

[5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2页。

[56] 王韬：《漫游随录》卷首《自序》，《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57] 黄遵宪：《日本国志叙》，《日本国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60]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第2～3页。

[61]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页。

[6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7页。

[63]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

[64] 胡适：《胡适文存》卷二《实验主义（七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

[65]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1～92页。

[66] 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3～204页。

[67] 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1页。

[68]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四十五期，1925年9月。

[69]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7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71] 参见胡守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成就与治史方法》，《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5～106页。

[72]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

[73] 见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中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据1934年刻版影印本。

[74] 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5～53页。

[7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页。

[76]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页。

[77]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466页。

[78]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页。

[79]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80]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8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8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8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84]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0、70页。

[85]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8页。

[8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87]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88]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